第一部分
投資前的準備工作

在你打算購買股票之前,你應該對以下各點有一個基本的了解：股票市場的整體情況,你對美國公司的信任程度,你是否需要進行股票投資？你所期望得到的回報是多少？你打算作短線交易還是搞長期投資？你對某些突發事件、不可預測事件以及股價暴跌的反應情況如何？最好在進行投資前明確你的投資目標以及分析清楚自己對投資的態度（我真的認為股票比債券更具有風險性嗎？）,因為如果你對上述情況一無所知并且又十分缺乏信心的話,你將會成為一個潛在的市場犧牲品,你會在市場不景氣的時刻放棄所有的希望并且會在損失慘重的情況下拋空股票。盡管這是一項個人的準備工作,也需要盡可能多的識和研究來從長期的不景氣市場中挑選出有潛質的好股票,最終決定投資者命運的既不是股票市場更不是那些上市公司,是投資者自己決定了自己的命運。

第一章
成功選股的要素

選股無訣竅。盡管很多人將其做構造的損失歸因于自己生就不諳投資,認為其他人天生就會投資,但是我的個人經歷卻與此恰恰相反。我不像人們所認為的如嬰兒時的貝利就會玩足球那樣,在咿啞學語時就接觸過自動行情報價機和報紙上的股票版。據我所知,我父親從不關心通用汽車股價的漲跌,而我母親也從不追問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的分紅情況。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這一情況的,即1944年1月19日我出生的那一天,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出現了下跌,并且在我住在醫院嬰兒室的一周內其下跌行情還在持續。盡管我對林奇規則有所懷疑,但這確實是他起作用的最早例證。林奇規則與彼得法則緊密相關,它所描述的是：只要林奇的事業有了新的進展,股市行情就會下跌。（最近的一次例證出現在1987年夏天,當時我的職業生涯出現了另一個高峰,即我剛剛和出版商達成出版該書的協議之后的兩個月內,股票市場的指數就下跌了1000點。因此如果我要把這本書改編成電影的話,我一定會慎重考慮的）

我多數的親屬都不相信股票市場能賺錢,而且他們都還很振振有詞。我母親是她姊妹七人中最小的一個,這表明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期間我的阿姨和舅舅早已長大成人了,并且他們對1929年的股市大崩潰有著切身的體會。我的親屬中沒有人建議我利用股票賺錢。

我的外祖父吉恩.格里芬曾經購買過公眾服務公司（Cities service)的股票,這也是我唯一一次聽說的家人購買股票的經歷。外祖父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投資者。他之所以選擇公眾服務公司的股票是因為他本來以為這是一家供水公司。但是,當他區紐約時,卻發現它原來竟是一個石油公司。這一發現使他馬上把股票賣掉了。而從那以后,公眾服務的股價漲了50倍。

20世紀50－60年代,當股市的整體行情上漲了3倍而且又一次翻番的時候,絕大多數美國人卻仍然抱著不相信股票的態度。在我童年的這一時期,而不是20世紀80年代,確實是歷史上行情最火的牛市時期。但聽舅舅們講,你應該把它看做是正在賭博大廳進行的擲骰子的賭博游戲。“千萬不要炒股？,人們告誡我說,”這樣做風險太大,你會輸掉全部家當”。

回首往事,我發現在20世紀50年代的股票市場上損失掉全部財富的風險比其它任何時期都要小。這使我明白不僅進行股市預測很難,而且小投資者也總是更易于在不恰當的時候產生悲觀和樂觀的情緒,因此,如果他們打算在行情上漲的市場中投資,而逃離行情下跌的市場,往往會事與愿違,弄巧成拙。

我父親是一位非常刻苦的人,他以前是一位數學教授。后來離開學校,成為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公司最年輕的高級審計人員。我七歲時他染上疾病并在我十歲時死于腦癌。這個變故使我的母親不得不出去工作（最初在勒德洛鑄排機器制造廠（Ludlow）,后來去了泰克實驗室（Tyco）。我也決定找一份兼職工作來幫助家里渡過難關。11歲時我成了一名球童。那是1955年7月7日,也就是在這一天,道瓊斯指數從467點跌到了460點。

對于一個剛剛了解高爾夫球的11歲的孩子來說,做球童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因為沿著高爾夫球場四處找球就可以賺到錢。我一個下午賺到的錢比一個報童七天賺到的錢還多。還有比這更好的工作嗎？

到高中時我開始明白球童的工作更為微妙的好處,特別是在高級的高爾夫球俱樂部里,例如位于波士頓城外的Brae Burn俱樂部。我的客戶都是一些大公司的總裁和CEO。這些大公司有吉列公司,寶利來公司,以及對我的一生有著重要影響的富達公司。在幫喬治.沙力文尋找他的高爾夫球的時,我也為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進入大公司最便捷的方法是借助于Brae Burn這樣的高級俱樂部。而球童中知道這一情況的不止我一個。

如果你想學習有關股票投資的知識,與呆在主要的股票交易大廳相比,高爾夫球場是個次優選擇。特別是那些俱樂部的會員們發了一個左曲球或鉤射球之后,他們會興高采烈地吹噓他們最近的成功投資。為獲取5條投資方面的技巧,在單獨一句的比賽中我僅需放棄撿5個高爾夫球的小費。

盡管我沒有錢來為我所獲得的股票技巧來支付學費,但是在球道上聽到的高興故事還是讓我重新審視家人們有關股票市場是一個讓人輸錢地方的看法。實際上我的很多客戶看起來都已經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我。

球童可以很快學會將他的客戶分為三六九等,第一等的客戶幾乎會被奉為神明。他們不僅球技高超而且平易近人出手闊綽；第二等的客戶則球技平平,小費也少；最低一等的客戶球技即糟還盛氣凌人出手吝嗇－－因此是三個等級中最讓人厭煩的一類客戶。做球童的大多數時間里,我都是在為第二類客戶服務。但是如果要面臨這樣兩種選擇,即糟糕的一句比賽卻有著豐厚的小費回報,或者精彩的一句比賽而小費卻少的可憐,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球童工作為我強化了這一概念：即做這個工作可以賺到錢。

在高中以及波士頓學院就讀期間,我一直在做球童,我用獲得的弗朗西斯奎梅特（20世紀初的一位高爾夫球運動員－譯者注）球童獎學金支付了波士頓學院的大學學費。大學期間,除了必修課外,科學、數學和會計這些從商所需的所有必要基礎課我一概不學。我偏愛文科,學習了歷史、心理學和政治,也學習了玄學、認識論、邏輯學、宗教學和古希臘哲學。

現在當我回首這些往事時發現,很顯然學習歷史和哲學比學習統計學對從事投資的幫助更大。股票投資是一門藝術,而不是一門科學,因此一個受過嚴格量化教育的人在投資時往往會有更大的不利。如果選擇股票這項工作可以量化,那么你只需把時間花在克雷計算機上就可以賺大錢。但事實上這種做法并不奏效。我們做股票投資所需要的全部數學知識（例如克萊斯勒汽車公司擁有10美元現金,5億美元長期債務）在上小學四年級時就已經學會了。

如果僅僅是因為邏輯學教會了我分辨華爾街特有的不合理邏輯性,那么它應該是在選股方面對我幫助最大的學科。事實上華爾街的思想方式就跟古希臘人的行為方式一模一樣。古希臘人習慣于長時間坐在一起爭論一匹馬到底有多少牙齒。他們認為只要坐在那里爭論而不用找一匹馬親自數數就可以得到答案。而現在華爾街的情況則是許多投資者只是坐在一起爭論股價是否會上漲,似乎不用考察公司的情況而只靠冥思苦想就能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