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國國民經濟的晴雨表和風向標,股票市場的走勢必然會受到管理當局政策變化的影響,甚至有時會反應過度。這一點在類似我國這樣不發達的股票市場上反映得尤為突出。據對上海股市波動的情況的資料顯示,在導致市場波動的因素中,政策因素占34％,在各種因素中居于首位。以下是1992年至2001年上海股市與政策變動之間的關系：

時間

峰谷

指數

政策變動

1992年5月

高峰

1429

（1）鄧小平講話（2）放開股價

1992年11月

低谷

380

8月10日后政策趨向保守

1993年2月

高峰

1536

開放機構入市

1994年7月

低谷

325

（1）高速擴容（2）整頓金融秩序

1994年9月

高峰

1052

三大救市政策

1995年2月

低谷

524

（1）恢復擴容 （2）國債為主政策

1995年5月

高峰

925

暫停國債期貨交易

1996年1月

低谷

550

高速擴容

1996年10月

高峰

1250

（1）穩定發展,適當加快的政策

（2）降低利率

1996年12月

低谷

860

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

十二項調控措施

1999年6月

高峰

1750

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

開征利息稅（3）三類企業入市

1999年12月

低谷

1350

大規律擴容

2000年8月

高峰

2100

允許股票質押貸款

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新股

2001年6月

高峰

2245

大力培育機構投資者

推出開放式基金

2001年10月

低谷

1520

國有股減持

這就提示投資者,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絕對不能忽視政策的影響,漠視政策的導向。在股市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有的股民無視政策的作用,甚至逆政策而動,結果無一不是被碰得頭破血流。

1996年,股市出現了非理性的暴漲與瘋狂的炒作,為了維護股市秩序,從10月開始,證券監管部門采取了一系列調控措施,連續頒發了被稱為“十二道金牌”的一系列規定。難以置信的是,許多股民對政策的調控不以為然,以至每項抑制股市過熱的政策出來,股市不是正常回落,而是繼續攀升。面對股票極度過熱情形,管理部門終于在12月15日這天采取了非常措施。這天,新華社播發了12月16日見報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與此相配套的措施是,國家計委和國務院證券委于12月15日共同宣布,1996年股票發行規模為100億元,相當于1995年的兩倍；同時滬深兩市實行漲跌板制度。《人民日報》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見報后,滬深兩個市場立刻作出了劇烈的反應。從16日至20日,短短的5個交易日,滬市大盤從1250點高臺跳水,狂瀉不止,直到863點才打住,竟跌去了近400點,深圳從4522點一路下滑,中間甚至沒有喘息休整的機會,至3114點盤住。慘烈的行情無情地將追漲股民悉數套牢。

回顧我國股票市場十多年的風雨歷程,政府政策在股票市場打下的深刻烙印依然清晰可見。從其中不難發現一些特點：一是股市調整雖不都與政策性因素有關,但每次重大政策出臺后都引起股市不同程度的波動,有時波動幅度相當大。二是1997年以前我國股市表現出波動幅度大、持續時間短的特點,而1997年后股指走勢相對平穩,而且波動周期延長,這說明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逐漸走向成熟,管理層監管手段日趨市場化,市場參與者的投資行為日益理性化,“政策市”效應有逐步減弱的趨勢。因此,投資者在分析政策形勢時,既要充分看到政策調控的影響力,也要恰當分析其局限性,不能過份夸大政策調控的作用,尤其要正確、全面地理解政策的意義。比如1996年12月發表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其核心是規范市場,打擊違規,但許多投資者片面地理解成股市利空,以致不計成本地拋售手中的股票,結果在1997年的股市反轉中損失慘重。這說明,忽視政策的導向,甚至逆政策而動,有可能被碰得頭破血流；而片面地理解政策,也有可能走入誤區,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