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哲學上的探索者

“……我十分高興被認為是一個沒有成功的哲學家。

第一節　失敗的哲學家

是什么動機在驅使喬治·索羅斯呢？

金錢？極少有朋友和助手這樣認為。“如果讓他再賺10億美元,”他的摯友柏榮·文 說,“也不見得使他很開心。第一次賺到10億美元就并沒有讓他特別高興。”

當然,金錢會給他帶來快樂,不過不是很多。喬治·索羅斯這個人太復雜,他的思維不 僅僅局限在這一空間。不管有多少錢財源源不斷地流進他的銀行賬號,他也不會像一個貪圖 安返的人那樣對此心滿意足。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和90年代其他許多富豪一樣。

對前幾代人,非常富有就意味可以自由地打發時間。他們樣霍時間,無所事事。但是, 正如英國作家安東尼·薩普霖所指出的：“富人不再追求生活安逸,工作已成為他們社會形 象的一個極為主要的部分。”

至于他們所喜愛的社會形象的象征——豪華賓館的套間、快艇和私人飛機已經取代了別 出心栽的房屋、花園和公園。但是,新生富豪與前代富豪的最大區別在于流動性。除了生活 的安逸外,索羅斯還追求其他東西,他覺得坐飛機比乘快艇要舒服得多,賓館套間比巨大的 宅第更適用,全球環游比坐在池塘旁更能賺錢。

索羅斯區別于當代富豪的一個明顯之處在于：在一定意義上說,他過的是知識分子的生 活方式。除了卡爾·波普的著作外,對索羅斯產生最大影響的還有兩本書,這兩本書深奧難 懂但讓人折服,一本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寫的《Godel,Escher,Bach》,另一本是格 利高里·貝特森寫的《走向精神的個體生態學》。索羅斯不僅僅把自己看作一個投資家,而 且自認為是一個哲學家。或者這樣說更準確,一個偶然成了投資家的失敗的哲學家。1992 年秋。在牛津大學,當他被接納為司法院的捐助委員會董事時,他要求被列為“一個金融和 哲學領域的探索者”。“我確實很喜歡被看作實踐性的哲學家,”索羅斯曾經說過,“不 過。我十分高興被認為是一個沒有成功的哲學家。”

到叨年代,不管怎樣,他已經是一個億萬富翁——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些什么,他 通常被人認為是“匈牙利企業家”、“經營管理專家”、“億萬富翁投機家”,甚至有一次 被當作“全球金融業的壞男孩”（《華爾街日報》,1994年6月1日）。他力圖不讓人貼 上邊個標鑒。紐約的索羅斯基金會向新聞界推出的一篇文章稱他為“國際慈善家”。他自己 卻認為：“如果我不能稱為一個哲學家,那么,至少不要把我當作一個金融家。

他做得更多的是謀求別人的尊重——通過自己的精神,通過自己的理論觀點,通過自己 對慈善事業的努力而達到的對社會的貢獻。如果他把自己稱為一個哲學家,而沒有做其他什 么事情。人們可能不會多說什么。他不止一次他說過,在華爾街地區的成功,使自己成了被 議論的對象,對他的嚴厲指責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索羅斯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具有歐洲傳統的知識分子。華爾街管區是一個非常適合賺錢的 地方。但是,除了索羅斯辦公室附近小范圍的人以外,這里的居民對他毫無興趣。“我不愿 意花很多時間和股票市場的人們在一起,”他向新聞記者唐·多福門吐露,“我覺得他們討 厭。”他說,和知識分子在一起

比和商人在一起感覺要舒服得多。

如果停止投資活動,專職進行哲學研究,或許他會非常高興,但這根本不可能。在華爾 街地區,他曾為此失去太多。如果賺錢不會自行結束,這倒可以給坐在象牙塔中的哲學家們 提供實踐的機會。

固然,賺錢對索羅斯來說是容易的,但是,起初他不能接受自己竟選擇了這樣一個職 業,而不是學術性或理智性的工作。不過,他逐漸地習慣了。“很多年我都拒絕把它作為我 的職業。它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現在,我很樂意去接受——事實上,這就是我一輩子的事 業。”80年代初,有人間他作為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經營家感覺如何,他承認“感覺非常 良好”。

在華爾街地區,不管他怎樣地因為經營良好而感到滿意,索羅斯在任何一種意義上都不 快樂。陷入到一天接一天的投資決策,這使他極度苦悶。“我完全投入這一工作,但這確實 是非常痛苦的經歷。一方面,無論什么時候我在市場中如果作出了錯誤決策,我得忍受非常 巨大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面,我確實不愿意為了成功而把賺錢作為必需的手段。為了找出支 配我進行金融決策的規則,我否認我已經成功。”

投資問題之所以讓人如此痛苦,索羅斯有一次作過解釋,這就是因為它帶來損失。而 且,正如他所指出的,想賺錢而又不想承擔虧損的風險這是不可能的。80年代初他經歷的 “個性轉型期”,就是他認為賺這么多錢并不是生活的全部這一觀念導致的結果。

正如思想家們所經常擔心的一樣,索羅斯擔心財富的積累可能會對他產生壞的影響,使 人頹廢墮落,而且,人們關注他是否僅僅因為他擁有如此多的錢財。“我不得不接受我的成 功所帶來的力量和影響……我最大的危險在于：因為我擁有巨額資產,在這個過程中,我也 成了有權力和影響的人。”個性轉型期差不多是一個解救辦法。

第二節　享受人生

他享受著美好的生活。他有四處上好的寓所：一處在曼哈頓,一處在長島的南安普頓, 一處在紐約的伯德福德,還有一處在倫敦。然而,和其他大富豪相比,他是很節儉的,既不 抽煙,也不喝酒,似乎對大吃大喝也不感興趣。

埃德加·埃斯特是他在倫敦的合作伙伴,他經常在辦公室之外看到索羅斯。索羅斯的情 趣愛好并不是故作高雅,他說他喜歡戲劇、音樂,但不喜歡收藏。他有幾件匈牙利藝術品。 他喜愛服裝,每次出門穿著都十分得體。

“我過去喜歡收藏,但確實沒有很大的實用價值,”1993年他對一位記者說,“我喜 歡舒適,不過,實實在在地,我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每次去國外參觀慈善機構,特別是在80年代和叨年代初,索羅斯都避開司機或保鏢。 參觀大學校園時,有時他呆在學生宿舍里,有時候他乘出租汽車,有時候在一個城市他步行 走完幾條街道,有時候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索羅斯拒絕過一個億萬富翁的生活,給許多朋友留下一些趣談。泰帕·威姆是一個匈牙 利知識分子,負責索羅斯在布達佩斯的慈善機構。有一次,他們坐在匈牙利社科院的大樓 里。

“我怎么樣可以到那所大學？”索羅斯間。

“你可以乘出租車。”威姆告訴他。

“為什么不乘有軌電車？”索羅斯嚴肅地問。 索羅斯并不是吝嗇,成姆解釋說,他很務實。在那時,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坐有軌

電車是最快的方式,那為什么不坐呢？

索羅斯在南安普頓的房子是一棟石灰粉刷的,蓋著西班牙式瓦片的別墅,帶有游泳池和 網球場。19oo年索羅斯在這里舉行了慶祝他的壽辰的舞會。有一個客人說,彼邀請的5oo 個客人都是很重要的商業巨頭和“匈牙利的百萬富翁”。

索羅斯試圖給人一種生活節儉印象,不過,這有時候讓人產生一點誤解。從南安普頓到 曼哈頓他的四處寓所之間,有水上飛機,但是沒有快艇、也沒有勞斯·萊斯汽車。索羅斯旅 

行時,一般乘商業航班（商業階層）．較少用私人飛機。有一次,索羅斯很想買一架飛機, 這樣從紐約到歐洲來來往往就更方便。他問柏榮·文對此怎么看。“這個想法不好,”文告 訴他,“如果你有了一架飛機,你就會知道,只有駕駛員想用飛機的時候,你才能用飛 機。”文建議他什么時候需要就租用一架飛機,索羅斯采納了他的建議。

一些人認為,索羅斯特別靦腆,不過他喜歡人們伴他左右。文說：“他喜歡生活在根舒 適的地方。喬治不會帶你到處看他的房子并對你說：‘瞧、這一口鐘,或者這尊塑象,或者 這幅油畫。’他槽得物質享受,喜歡平靜安逸的生活。他喜歡把人帶到家里,為他們提供美 味佳肴,為他們提供幫助與方便。”

他經常舉行舞會。有時候他會在最后一分鐘打電話給蘇柵要邀請一些朋友共進晚餐“多 少人？”蘇姆馬上會間。“哦,可能50或者75,”索羅斯會作出反應。然后,蘇柵就親自 為70個持不同意見的俄羅斯人及其伙伴準備晚餐。

每年的除夕之夜,他會在紐約的公寓里舉行一個晚會。夏天,每個星期六的晚上,索羅 斯都會在甫安普頓消近,對他來說,這些晚會和商業會議、社會活動一樣重要。文參加過一 些這樣的晚會,他觀察到索羅斯人緣很好。他跟每個人打招呼,能夠記住他們的姓名。參加 晚會的人有的來自藝術界,有的是打岡球的伙伴,有的是政府官員。那里人很多,讓他應接 不暇。通過這些活動,他往往能有所得。不過,更重要的是人們可以彼此接觸。

正因為具有愛好社交活動的天性,索羅斯不喜歡定居一地的生活。他希望處于流動之 中,去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使自己保持敏捷的思維,和那些正從事重要事情的人相互交 往。總之,他想去實際上也正在熱切地尋求機會,在生活中冒險。這也就無怪乎他討厭商 人,也討厭處理家務了。

第三節　自命不凡

他認為,自己是一種特殊的人,是一種對生活賦予了特別目的的人。我們會記起,這就 是那個在小時候認為自己是上帝的人。

作為一個成年人,他似乎懂得這種思想會使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們會把他當作一個 “自我狂”。1987年他在日記中寫道：“唯一能使我受到傷害的是,我的成功使我回憶起 孩童時代萬能的幻想——但是,如果我繼續從事金融市場活動,這種幻想似乎不可能變成現 實,因為它們不斷地提醒我自己的局限。

金融活動也讓他回憶起,他與新聞界的接觸——他并不是不會犯錯。1985年,正當他 沉浸在投資最成

功的一年的喜悅中,新聞記者唐·多福門問他,如果讓他再活一次,他準備 去做什么。“這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再發生的事,”他說,“但是以我的角度來看確實是可以 再發生的事件。”這名話的意思是,對于喬治·索羅斯來說,即使是不可能再發生的事件也 能再發生。

如果他能使不可能再發生的事件再發生,還有什么能阻止他以同樣的方式運用自己的智 力呢？還有什么能阻止他對人類的認識作出一些偉大的貢獻呢？但在50年代,他碰到了絆 腳石,于是放棄了做一個學者和做一個哲學家的計劃。今天,他賺的錢越多,他就越自信, 或許有可能返回到知識王國。

正因為有這些想法,他發明了理論——關于認識論,關于歷史,關于金融市場一一一他 慢慢地相信自己的觀點有價值。他聲稱他的“發現”,即考慮到個體參與者的偏見在對人類 知識的探索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把理解全部歷史過程的鑰匙,這個歷史過程包含了有思維能 力的參與者。“這正如基因變異是理解生物進化的鑰匙。

索羅斯認為自己是一種極不尋常的人,因此,和那些他認為是沒有天賦的人在一起,他 覺得十分難以忍受,畢竟,他相信自己能看透事物的本質而其他人不能做到。例如,憑他的 能力可以理解金融市場,他寫道：“我認為我確實懂得了即將發生的這個過程,這個革命性 的過程。我比大多數人強,因為我有理論,一套理性的框架,可以運用它。這是我的特別之 處,很實在,因為我在金融市場遇到過相同的過程。”

至于其他那些試圖探索市場的人,“我對那些職業化的投資者的才智,評價非常低。我 認為,他們的決策越有影響,他們作出正確決策的能力越差。”

在80年代中期,吉米·馬龜茲在與索羅斯共事時,很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這種 觀點深入骨髓,認為自己了解情況的能力要比別人強。我們經常發生爭論,這倒不是因為他 要把思想從匈牙利語轉換成英語,而是因為他總是想教導你。

“他很清楚,他不能很快讓你接受他的教導,他有這種感覺,一旦他了解了什么事情, 他就好像是在和上帝談話。對某事的發生他是如此的自信,當事情不是以這種方式發生時, 他可能感到極為驚奇。而如果事情是按他的設想發生的話,那就只不過是本來應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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