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自由的代價

索羅斯決定他將運用他的財富來促進社會開放,促成民族自決,使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 己的思想,并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

第一節　慈善觀與民主狂想

對于喬治·索羅斯來說,在他的早期商業生涯中,慈善事業是件很遙遠的事,一想起 “慈善”這個字限,他就覺得討厭。1993年,他曾對記者說：“在我們這樣上個建立在個 人利益基礎上的文明中,慈善事業是不合時宜的。因為我們這個文明絕非是建立在關心他人 利益的基礎上的。”所以,索羅斯身邊的人記得,他從來沒有談論過安置窮人的重要性。他 倒是愿意捐獻大筆錢的,但不想捐給私人。他希望自己能造成巨大的社會影響,為了達到這 個目的,他必須將錢捐給社團,甚至社會,而且是大張旗鼓地捐贈。

倫敦的猶太人保護委員會對待他的態度,至今仍令他記憶猶新,它改變了他對慈眷事業 的看法。他對記者說：“你應該知道,我實際上是反對慈眷基金的。我認為,弄清建立基金 會的目的,即要完成什么事,比基金會本身的運轉要重要得多,而基金會也僅可能因此而存 在。他相信,任何組織機構,包括他自己的,必然會“發生質變和腐敗”,因為機構里的人 會追逐財富、權力和安逸。

他一直不厭其煩地告訴人們有關他以前所組織的基金會的憎況,這個基金會叫“中央公 園社會基金會”。它的宗旨是重建紐約的中央公園。恰巧,另一個機構“中央公園管理委員 會”擁有同樣的使命。當索羅斯的基金會惡意攻擊這個組織的時候,索羅斯感到震驚,他不 僅制止了這種不良行徑,而且“槍斃”了這個社會基金會。他事后說,他解散這個基金會比 當初建立它更覺自豪。

但是,若他繼續想做好事的話,這些情況都是難免的。他無可選擇,他還得建立基金 會,他只能盡力設法讓這些基金會運作得當。

問題是,他該怎樣去捐款？既然他是猶太人,那么他捐助他的猶大同胞不是很自然的事 嗎？

索羅斯從不否認他信仰猶太教,他只是把它放在了一邊罷了。他以前一直故意不捐錢給 以色列,直至1986年,當他結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務評論員丹尼爾·杜榮之后,他才捐了 一小筆資金給杜榮在耶露撤冷的智囊團。后來,那路撒冷的希怕來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古 爾·歐菲爾,努力接近索羅斯,希望他建立一個基金,來收容安置前兩年從蘇聯涌人以色列 的50萬猶太人,但索羅斯堅持決反對,并中斷了這次談話。

為什么索羅斯如此反對捐助以色列入？臭福爾后來回憶說：“這是因為,他認為以色列 大‘左’了,除非以色列改變自己,否則,支援它便毫無意義。在他的思想中,有非猶太復 國主義甚至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成分,他認為,猶大人應該在他今天生活的社會中安然生活。

當索羅斯尋找一片能夠使他成為“成功人士”的天地時,他覺得,他生命中的分水嶺便 是從他的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閉社會”中逃離出來并且離開匈牙利以后,他才嘗到了什么叫 自由,首先是在英國,然后是在美國,為什么不給東歐和蘇聯的那些人同樣的機會來嘗試自 由？

索羅斯決定運用他的財富來促進社會開放,促成民族自決,使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 思想,井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

為破

15678910下一頁壞社會主義,索羅斯一直在提供資金,資助東歐和蘇聯的叛亂。革命并非是引向防 御工事,并非是在街道,而是在平民的思想里,這種革命是和平的、緩慢的、漸進的,但從 不間斷,并且到最后,它終將會導致在這些國家中民主的誕生。

索羅斯計劃要做的事情,阻力是巨大的,共產黨人的政府不會自動投入他的懷抱；他也 知道,他不能粗暴地對待這些國家,有些努力可能成功,有些努力也可能會失敗,他知道他 自己能力有限。因而,選擇何種角度使他和他的慈善事業產生最大影響才是最重要的,他打 算運用他的財富重新修改歐洲的政治版圖,就像羅斯查爾德一樣。

剛開始,當共產黨尚統治這些地區時,在這些地區產生影響倒是容易的,但在后來,當 共產黨不執政后,就不那么容易了。索羅斯對此說：“當你提出一個變革方案時,它馬上會 被粉碎,因為,一旦將之與其他同類方案相比,它就會變得似乎虛假了。”

但索羅斯深知,光憑他口袋里的錢,是不能將東歐和前蘇聯弄垮的,除了用錢之外,他 還得向東歐灌輸西方的價值觀念,畢竟,只有在西方才是開放社會的觀念流行的地方。

索羅斯對那些不喜別人到處隨便花錢的人很反感,哈佛大學的國際貿易教授杰弗里·薩 克斯,他也是波蘭、俄羅斯、愛沙尼亞等一些國家的經濟顧問,他曾說：“人們從各種不同 的多棱鏡來觀察,喬治·索羅斯在政府領導人當中,人們對他的反應是積極的,比那些反猶 大團體、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其他排外團體積極得多,對后者則是持否定態度。”

實際上,索羅斯在這些東歐國家建立起灘頭陣地是相當不易的,羅馬尼亞人厭惡他,是 因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厭惡他,因為他是猶太人；在斯洛伐克,因他既是匈牙利人, 又是猶大人,所以他簡直被雙重否定。

在西方,索羅斯也不是沒有給自己樹敵,他被人指責是“現代羅賓漢”,從富裕的西方 抽取財富給貧窮的東方。1992年9月,人們憤怒地發現,把索羅斯的全部對東方的支援算 起來,等于從每個英國公民身上平均“竊取”了12．5英磅來支援東方。對這一攻擊,索羅 斯極為幽默他說：“我想西方非常應該為東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興我能夠代表西方人來 做。

當然,并非每個不列顛公民都為索羅斯的慷慨行為所叨擾。當內爾,麥克金嫩被問及, 他對索羅斯被指控從每個不列顛公民身上搜刮了12．5英鎊并把它們送給東歐的事有何想法 時,這位倫敦西提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答道：“為了自由,這實屬廉價。”

索羅斯投身于慈善事業,實始于1979年,那時他在南非。他認定開普敦大學似是風氣 開明之地,于是向黑人學生提供獎學金。然而事與愿違：索羅斯發現他的錢多半被用于已注 冊的學生,僅少許撥給小部分新生。他撤回了對學校的資助。“南非是淚水的淵源,”他后 來解釋說,“倘若不用與那種體制相容的法子,辦什么事都是舉步維艱。’當然,在東歐, 他感到自己擁有對抗該體制的籌碼：“這是激動人心的英雄事業,回報豐厚,極有趣味。我 們在做一樁損毀該體制的事業。我們愿意資助任何事。我們資助眾多的項目,但都只提供小 額資金,因為任何自治行為都將損害極權主義的教條。

索羅斯一旦專注于東歐,他就感到需要一個樣板。他選中了家鄉匈牙利。恰巧倒霉的賈 諾斯·卡達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分子也注意到了索羅斯。他們亟需為窘迫的政府籌集外國資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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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倫奇。巴沙,當時是政府經濟聯系的負責人之一。巴沙和索羅斯于1984年會見之 時,索羅斯解釋說,他對建立一個慈善機構感興趣。談判開始了。代表政府督導他們的是喬 治·阿克澤,匈牙利政治局委員中唯一的猶太人,他也是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首 相卡達的摯友。

索羅斯選了一個令人生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見者密科羅斯·瓦薩赫尼依作他的私人代 表。1983年瓦薩赫尼伊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變遷研究所工作時,與索羅斯首次見面, 在1956年事變時,瓦薩赫列伊是匈牙利首相伊戳·納吉的發言人,亦是圈內成員。蘇聯人 鎮壓了反抗,納吉被絞死,瓦薩赫尼依被開除出共產黨并判人獄五年。

瓦薩赫尼依猜想,建立這樣一個機構的機會不會超過一半。對索羅斯有利的一面是,匈 牙利政府想改變自己在國外的形像,以獲得西方貸款和硬通貨。不利的一面卻在于,索羅斯 面對的是一個共產黨國家,這個國家沒有以回外人管理慈善基金會的經驗,沒有放任回外人 努力鼓勵一個“開放社會”的經驗。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羅斯建立一個基金會的計劃,它也不打算給予他自由行事的權 利。從他那方面出發,索羅斯堅持獨立行事。“我將來到匈牙利,把錢交給我認為值得信任 的人。”他不服他說。政府官員們口應道：“索羅斯先生,把你的錢拿到這里來,我們會為 你分配它。

談判拖了一年之久。索羅斯只肯捐資二三百萬美元,但這個數字對政治家們來說實在大 小了。政府愿意援助科學研究,索羅斯卻寧愿拔給基金會負責人中那些想要旅行、寫作或是 從事藝術的個人。政府想讓基金會資助機器設備,索羅斯卻想資助人民。

最后,索羅斯和巴沙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簽署了相關文件。其中一人說道：“太 好了！你們的秘書處可告訴我們的對外文化部門,它需要做什么,我們就做什么。”

換句話說,匈牙利政府至此仍堅持新的索羅斯基金會要受到文化部的控制。使匈方談判 者震驚的是,索羅斯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向房門。他不愿簽署這些文件。

“很遺憾,浪費了這么多時間和精力卻一事元成,”他說。他是個老練的談判者,說完 這句話,他站起來,向房門走去。就在他的手搭到門把上時,匈牙利官員們立即松口了,他 們同意給索羅斯基金會以更大的行動自由。

有了這個讓步,索羅斯簽署了文件。他許諾,在可見的將來每年為基金會的運轉出資 l00萬美元。1993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每年900萬美元。

卡達政府的算盆顯然是希望通過促進科學研究,索羅斯的基金會或多或少能堵住這個國 家科學精英們的嘴。事情的結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些通過索羅斯基金會的獎學金被派出 國留學的學者們,回國時已被市場經濟和民主等新奇的西方思想武裝起來。

匈牙利的索羅斯基金會的突破性進展,應歸功于那次影印機插曲。那一次它贏得了咄咄 逼人的改革力量的名聲。在這之前,匈牙利當局嚴密地控制所有可能彼用于地下印刷和顛覆 目的的機器。那時匈牙利還極少有人見過影印機。索羅斯決定提供4oo部影印機給匈牙利的 自由團體、大學、科研機構,條件是政府必須同意不監控它們的使用。總之他得到了政府的 同意和允準,也許這是因為政府需要硬通貨。

索羅斯和他的基金會一直面對著政府方面的不信任。在頭四年（1984--1988）,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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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被禁止在大多數匈牙利媒體上宣傳它的工作計劃。多數媒體上也不能出現喬治·索羅斯的名 字和“索羅斯基金會”這個詞,偶而出現過幾次,政府便認為這太過份。矛盾在1987年達 到了高峰。

基金會給了一個年輕人一筆錢。此·人想寫一部匈牙利50年代早期的一位首相馬帚亞 斯·拉科茨伊的傳記。一個關于這部將要寫成的傳記的題目在《世界經濟》雜志上登出了。 這是唯一一家獲準刊登基金會廣告的匈牙利刊物。現任首相賈諾斯·卡達見了,心想：“這 不行。明天索羅斯就會給人獎金,讓他們寫我的傳記了。卡達將對媒體的禁令擴及到《世界 經濟》。

索羅斯被激怒了,他作勢要關閉索羅斯基金會。“此后兩三周內,局勢很緊張,”密科 羅斯·瓦薩赫尼依寫道,“最終事態平靜下來了。”《世界經濟》雜志又獲準為索羅斯及其 基金會開了方便之門。拉科茨伊的傳記終于出版了,風波就此平息。

1988年,卡達和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都下了臺。新領導人上臺不久,索羅斯被邀會見 新任的黨的總書記卡羅利,格羅斯。這個跡象表明,基金會已得到政府的特別的垂青,因為 他此前還從未被允許和一位領導人會見。

這增進了的關系是短命的,僅持續到1989年。那時,政府的反門族情緒已經明顯,基 金會在匈牙利的地位日趨下降。東歐沒有一個地方對索羅斯的右翼批評比在匈牙利更為尖 銳。一篇長達八頁的文章于1992年9月刊登出來,題為：“白蚊在吞噬我國——對索羅斯 ‘政權’和索羅斯帝國的反思。索羅斯明確表示,他不會被民族主義者嚇倒。“這些人實際 上試圖建立一個以種族身份為基礎的封閉社會。因此我明確反對它們,樂于以他們為敵。

至1994年,布達佩斯的索羅斯基金會己成立10周年,開展了40個項目：資助自由團 體和伊朗教育；提供獎學金；國外旅行優先。這些是青年項目。索羅斯基金會甚至還有一個 資助校內辯論的項日。“這里辯論的觀念不普及,”基金會里一個深色胡子的管理員拉茨 羅·卡繹說道,“這里的氛圍是讓你接收命令而不是辯論。

不過,盡管比較成功,基金會的管理者們感到還有更多的事要做。“匈牙利仍然不是個 開放社會,”卡繹說,“我們不得不去改變大量的制度和觀念。你可建立一個政黨,參加國 會,參加自由選舉。這些事在匈牙利己經出現,但是這還不能造就一個開放社會,這僅是一 個開端。

索羅斯對他通過基金會的贊助希望實現的目標,是直言不諱的。“我們不是直接地達到 國標,而是要通過反對政府的政治行動,間接地削弱教條主義思想體系的基礎。不同思想之 間的爭論就是民主的材料。

第二節　決斗羅馬尼亞

19時年在匈牙利建立起基金會以后,索羅斯決定擴展他的慈替事業。由于被那種在世 界上最大的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里建立基金會的思想所迷惑,1986年他進入中國。他的投資 很少,僅僅幾百萬美元,并且,他想用三年時間洞察“深不可測的”東方。但他慘遭失敗。 他制造各種借口,指責中國的秘密政策劫持了他的地方組織。他在中

345678910下一頁國文化上也遇到了麻 煩。“這是儒家倫理道德而不是猶太基督教倫理。如果你給人一些幫助,他會對你十分感 激,他會一輩子喜歡你照顧你,并對你忠誠。那是與一個開放的社會完全對立的。”雖然索 羅斯在中國受到了挫折,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前往東歐和前蘇聯。

1987年,他開始在蘇聯作努力；1988年,他進入波蘭,1989年,進入捷克斯洛伐克。 不過,他的最大的一個挑戰對象是羅馬尼亞。 80年代的羅馬尼亞,人們的月平均工資只 有50美元。甚至到了叨年代初,人們還是成群結隊地站在顯得死氣沉沉的商店外面,用救 濟金去購買廉價的牛奶。這些商店從西方進口了一些數量極為有限的產品。早幾年,通貨膨 脹高達400% ,購買力幾乎喪失。許多年輕人想方設法尋求各種途徑出國。

1989年,羅馬尼亞發生了革命。索羅斯在紐約和人權觀察組織的官員談話時,堅持認 為：“我們必須做一些工作。我們必須采取一些措施。那些人看來要自殺。”

戰爭還沒有爆發,但是,索羅斯感覺到戰火即將燃起。他的預料是正確的。1989年12 月16日,羅馬尼亞安全部隊向特米斯洛尼亞地區的示威者開槍,造成大量傷亡。齊奧塞斯 庫宣布全國緊急戒嚴,因為這種抗議和不滿已蔓延到其他城市。

5天以后,即12月21日,人們在安全部隊向示威者開槍的布加勒斯特舉行抗議,第二 天,武裝部隊加入了反叛者的行列。這支部隊自稱為“救國會”,宣布他們已經推翻了政 府。

齊臭塞斯庫逃跑了,但是,新的戰斗打響了,因為軍隊現在掌握在新政府手中,他們試 圖消除武裝部隊對齊奧塞斯庫的忠誠。12月23日．齊奧塞西庫被抓獲,兩天以后,經過一 次快速的審判,認定齊奧塞斯庫夫婦犯有種族滅絕罪,齊臭塞斯庫夫婦被處死。

這似乎是索羅斯參與進去的理想時機。

赫爾辛基觀察組織在元月一口向羅馬尼亞派遣了一個調查團。桑覺·普拉朗是該團的向 導和翻譯,她出生于羅馬尼亞。1974年,也就是她15歲時,她到了瑞典,爾后,進入在波 士頓的塔夫茲大學弗萊徹外交學院學習,后來成為紐約“人權觀察”組織的助理。正當她準 備離開美國時,她接到了喬治·索羅斯打來的電話,他說他準備資助一個叫做“兄弟們的兄 弟”的慈善機構,這個機構正在向羅馬尼亞運送醫藥和其他物質。“我想用船給他們裝運醫 藥用品,但是,我不想讓這些東西落人他人之手。”索羅斯問她能否去看看,這些醫藥用品 是否已經通過官方渠道,直接分發給那些急需者。普拉朗答應盡力而為。

那時,索羅斯想在1月份去訪問羅馬尼亞,希望在那里建立一個基金會。至于基金會的 管理,他想到了這個國家領導層中的一個持不同政見的人,這個人名叫阿林·泰爾多瑞斯 科,39歲,曾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組織“社會對話組織”的領袖。1989年12月22日那 天,反叛者開始上臺執政,泰爾多瑞斯科發現,在他的房子外面,停著五輛滿載便衣警察的 汽車,他的電話線被掐斷,他被禁止出門,成了一名真正的囚犯。

泰爾多瑞斯科從沒聽說過喬治·索羅斯這個人——他根本不知道基金會為何物,也不知 道應該去做些什么,這絲毫不值得大驚小怪。1900年1月6日,他和索羅斯首次會晤,頗 費了一番周折,索羅斯事先并沒有約定,就在密科羅斯·瓦薩赫尼依——這位索羅斯基金會 在匈牙利的私人代理——的陪同下,出現在泰爾多瑞斯科的臺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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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爾多瑞斯科正忙于一個接一個的會務活動,一個同事告訴他：“有兩個美國人在外面 等你,其中一個說他是億萬富翁。”泰爾多瑞斯科沒有動身,“哦,得啦。不管他們。”他 很不禮貌他說。革命發生之后,美國人來了很多,他們告訴泰爾多瑞斯科和其他持不同政見 者,他們有錢想提供一些幫助。所以,他讓索羅斯等了2個小時。最后,一位秘書敲開泰爾 多瑞斯科的辦公室,讓他知道這兩個人還在這兒。

“讓他們進來。”

這位億萬富翁和他的助理走了進來。

“晦,我叫喬治·索羅斯。”,

“好的。”泰爾多瑞斯科說,絲毫不為所動。

然后,索羅斯引薦了瓦薩赫尼依。

泰爾多瑞斯科聽說過瓦薩赫尼依,他本身也是個持不同政見者,曾經蹲過監獄,對于許 多東歐人來說,還把他當作一個英雄。瓦薩赫尼依的出現使泰爾多瑞斯科想給索羅斯一些時 間。許多億萬富翁都沒有打動這位羅馬尼亞的持不同政見者,索羅斯不同于其他持不同政見 者。

第二天,在希加勒斯特的洲際賓館,三人共進早餐。開始半個小時,這位羅馬尼亞人和 兩位匈牙利人在聊天。

終于,喬治·索羅斯切人了話題。

“我是一位億萬富翁。”他開口說。

“嗯,”這是泰爾多瑞斯科慣有的反應方式。

“我非常想在羅馬尼亞建立一個基金會。

“基金會是什么？”泰爾多瑞斯科很有誠意地問。

索羅斯耐心地解釋。“你從我這里取錢。你有一個董事會。你做廣告說你有錢,人們可 以來申請。然后你把錢給出去。

索羅斯說他想讓泰爾多瑞斯科牽頭來建立基金會,并且可以為他的提議提供100萬美 元。泰爾多瑞斯科感到,把一個海外的基金會引人本國,這種提議很奇怪也很困難。一個月 以后,索羅斯再返羅馬尼亞,他急切地想知道,泰爾多瑞斯科為什么對接受這個職位感到猶 豫。

索羅斯：“建立這個基金會,你需要幫助嗎？

“不錯,”這位以前的不同政見者說：“我需要幫助,我不懂得怎樣去建立基金會。

索羅斯心里有一個很合適做這件事的人選,桑覺。普拉朗。“你必須見見她,她是我見 過的人中最有創見的,雖然有點神經質。”

口到紐約,索羅斯打電話給桑覺·普拉朗。

“你對我的基金會有什么看法？

“什么基金會？”她很困惑地間道。她不知道他在說什么。“還沒有開始運作呢。

“你是否愿意去羅馬尼亞把它建立起來？

索羅斯似乎在給她提供一份工作,桑覺·普拉朗變得很興奮。最后,他讓她正式出任基 金會的首任執行經理,她表示同意。190o年4月,索羅斯再次會晤泰爾多瑞斯科,他們達 成協議,泰爾多瑞斯科成為基金會首任總經理。

既然兩個最主要工作的領導已經調配,那么基金會的建立就會水到渠成。

1990年6月,基金會開始運作。它被命名為開放社會基金會。9月,桑覺·普拉朗抵達 羅馬尼亞開始從事她新的工作。

對于阿林·泰爾多瑞斯科來說,和索羅斯打交道并非易事,因為索羅斯極無耐心。他想 把錢花掉,轉

345678910下一頁入另一個國家,從事新的項目。而泰爾多瑞斯科習慣于對話。“我第一次遇見 他,他就像個老板。”泰爾多瑞斯利回憶說。他帶貶義地使用“老板”一詞,其中含義是： 有這樣一個人,不給他的職員過多的訓示,也不給他們提問的機會,卻要求他的職員正常地 操作。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泰爾多瑞斯科對這位投資家變得非常敬畏。他對索羅斯提出了 一套理論：在道義上,他比大多數人站得更高。他認為理解索羅斯的關鍵在于把他和他本人 從縱向上未考察,而不是拿他和其他人相比從橫向上來考察。這一思想是泰爾多瑞斯科從哲 學家伊曼紐爾·康德那里抽取出來的。

經過磕磕碰碰建立起基金會,這確非易事。——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招聘基金會職員是第 一步,招聘第一批學者也是如此。當第一批60個索羅斯招集的學者在1991年1月3日抵達 布加勒斯特火車站,向愛丁堡大學開迸的時候,一個人哭了起來。她承認,當她從報紙看到 這則廣告的時候,她想到了這是一個騙局。基金會里,唯一出過國的羅馬尼亞人,現在已地 處高位,而她卻明顯地沒有。這就是她哭的原因。

即使是基金會的職員也發現了這一點,在基金會的這種“開放的氣氛里,運作起來非常 艱難。安卡·哈拉森是個身材高大、富有風韻的30歲的女人,1900年10月,她開始是基 金會的項目協調人,1993年她接替桑覺·普拉朗任執行經理。她當年的預算竟高達600萬 美元。

哈拉森饅慢地相信,每個活動都要求有一個中心人物來作決定。最初在基金會做事使人 精神郁悶,但時常的微笑掩飾了她起初的恐懼。到1994年,她說：“我完全接受了基金會 的意識形態,甚至把它運用于我的私人生活。我主管的事情很多。現在我已退居二線。我必 須授權給他們。但這委托比主管更難操作。”

索羅斯不可能靠他現今的行為洗清他過去在匈牙利的罪名。在羅馬尼亞更是如此。羅馬 尼亞總人口為2310萬,其中匈牙利人24O萬。一個出生地在匈牙利的億萬富翁來到羅馬尼 亞,宣揚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和開放社會,對一些羅馬尼亞人來說,這簡直是以一種偽裝的 方式,挑唆和煽動在羅馬尼亞的匈牙利人反對政府。

基金會建立不久,索羅斯就開始受到攻擊。一些報紙指責索羅斯,說他企圖將有180萬 匈牙利人居住的德蘭斯維尼亞“賣,,給匈牙利。基金會追求公平,不希望區別對待在羅馬 尼亞的匈牙利居民,優待或歧視他們。這決非易事。在克拉基城,大量的匈牙利居民提出申 請,基金會別元選擇,只好給他們提供贊助,這就使得資助的數量似乎有些失調。

索羅斯忽略了這些攻擊。雖然基金會沒有從索羅斯那里獲得任何指示,基金會辦公室還 是通過對公眾盡可能的公開,來進行回擊。在受到攻擊之前,基金會從來沒有印出獎學金獲 得者的名單。受到攻擊后,他們開始這樣做。“這也是一種向其他人說明的方法,我們不僅 僅將特蘭西瓦尼亞賣給了匈牙利,也做了一些好事。安卡·哈拉森說。

即使是基金會本身所采用的名稱——開放社會基金會——也使人產生懷疑：是否有些什 么東西被有意隱瞞著。畢竟基金會沒有用索羅斯的名字。因此,普拉朗要求泰爾多瑞斯科將 基金會改名為“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希望招牌上的“索羅斯”使人們相信,基金會不 是一個用匈牙利人的錢來支持在羅馬尼亞的匈牙利人的秘密工具。

當然,這里沒有招牌。站在布加勒斯特的維多尼亞大廣場

345678910下一頁旁索羅斯基金會所在大廈的外 面,人們很快會注意到：沒有一塊表明著“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存在的招牌。是否招 牌有可能在里面？在基金會辦公室外面第三層的走廊里也沒有一塊招牌。這似乎不是出于疏 忽。

想在墻壁上搜尋索羅斯的照片,同樣是枉費心機。雖然這里由化出錢,這地方的人會記 住他的名字,但使人耳目一新的是,這里沒有任何吹捧他的跡象。沒有人私下談到他；或 者,開關于他的玩笑。不過,喬治·索羅斯的影響強烈地存在著,像空氣一樣四處閉蕩。在 人們的談話中,他的名字在每四句到五句話中會被提到一次。“開放社會”體現了索羅斯全 部的戰略目標和使命,基金會的人員知道：如果做什么能有助于基金會實現它的目標,那么 索羅斯會盡力去為基金會做的。

雖然布加勒斯特基金會全部工作人員的工資都是由喬治·索羅斯一手包攬,但是,似乎 沒有誰擔心他可能會關閾這個地方,哪怕是由于他的忽發奇想。由于對日元的決策失誤,索 羅斯在金融市場中,損失了6億美元。就是在這種時候,人們也不擔心他會關閉基金會。這 些損失是索羅斯玩的游戲的全部賭注。

第三節　滲透蘇俄

索羅斯于1987年決定在蘇聯創立一所慈眷機構。在那一年3月,也就是在蘇聯官方釋 放持不同政見者的代表人物安德烈·薩哈羅夫之后的三個月,索羅斯著手與蘇聯商量允許他 在該國建立一個基金會的事,他的最大愿望在于促進蘇聯經濟改革。

那年索羅斯向在美國的蘇聯政治避難團成員征求意見。亞歷克斯·哥德華是一位在莫斯 科出生的科學家,在蘇聯他是一位有根長歷史的持不同政見的人物,他在紐約索羅斯的公寓 墾第一次見到了索羅斯。哥德華和他的朋友們都懷疑索羅斯的主張,他們說：“我們確實持 否定態度,我們認為你這種努力很快會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折騰掉,無論你多么聰明,他 們都將蓋過你。”但索羅斯對這種說法頗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