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害怕失去既得的利益,因而鼓吹效率,反對平等”和“窮人想不勞而獲,因此支持平等,批評效率”,這是窮富兩大陣營的辯論基調。在平等和效率的關系上,一般人普遍認為這兩者是相互矛盾的——提高了效率必然會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強調了平等又會影響效率。
但是實際情形并不盡然。
比如美國,比爾•蓋茨幾百億美元的財富與一般勞動者幾萬美元的年收入相比,差距何其巨大！但美國社會并沒有因此而崩潰；相反,前蘇聯(lián)時代社會財富分配差距遠遠要小于美國,社會制度卻發(fā)生了解體。
世界上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人與人之間有差異是正常的,由此而造成的財富差異也是正常的。
要讓西施和東施獲得同樣的注目,這種公平恰恰最不公平,既浪費了西施的姿本資源,助長了東施的個人膨脹,還強暴了男士的選擇自由。將“公平”在“公眾平均”這個意義上使用,是一種認識的過錯。
其實,窮人的憤怒很多時候并不是因為自己不如別人,而是因為自己沒有得到合理的機會。如果一些特殊人群,可以不憑個人能力,而是憑借自己對機會的特殊占有來獲取社會財富,那對更多的沒有這種機會的人來說,就是極大的不公。
公平不是絕對的。一件事如果只追求結果的公平,必然導致平均主義,那對經濟效率的損害就太大了。干好干壞一個樣,誰還會努力去干呢？惟有規(guī)則的公平才能保證競爭中機會的平等。體育比賽中運動員都必須遵守相同的規(guī)則,然而規(guī)則公平必然導致結果的不平等,因為每個運動員的能力不一樣,競爭就有輸有贏,就不可能平均。而結果不公平反過來又可能導致起點不公平,富家子弟與貧苦孩子就因為家庭的不同背景,因為上一代人競爭的勝負不同,而面臨不同的人生起點。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東西姑且叫做稟賦吧,比如家族、健康、聰明等。每個人稟賦是不同的,因此起點公平幾乎不可能真正存在。
我們所需要的公平只能是規(guī)則的公平,機會的公平。
常常看見“反腐”報道,一個海關關長,一個廳長、局長,凡是帶“長”字號的,一旦翻船,涉及的財產數量都令一般百姓目瞪口呆。為什么大都是些“長”字號的人呢？因為他們才有腐敗的機會。中國權力階層的腐敗,就是機會不公的表現(xiàn)。
據說,在上海,掃馬路的工人多勞多得,月收入可以超過5000元,比西部的碩士掙得還多。是上海的清潔工特別優(yōu)秀嗎？不是,換了西部的人去掃馬路,給他500元,他可以掃得一樣干凈,可問題是不允許他去掃！
中國的事情,很多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是不正常的,但它就是存在。地方保護政策,客觀地造成了不同區(qū)域間的不平等。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處于分割狀態(tài),如果任何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沒有城鄉(xiāng)戶口的差別,那么發(fā)達地區(qū)和貧困地區(qū)、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少了一些人為因素。
機會不公,表現(xiàn)在各個行業(yè),各個地區(qū),各種不同的情況當中。壟斷行業(yè)與非壟斷行業(yè),發(fā)達地區(qū)與相對落后地區(qū),在收入的分配上差距都非常大。一個社會分配差距的擴大并不可怕,但是如果這種差距很大一部分是由機會分配不均造成的,就十分危險。窮人并不是一定要向富人看齊,他們更需要公平競爭的機會,如勞動機會、投資機會、政治機會、對權力的監(jiān)督機會等等。
只要大家是在公平的規(guī)則下競賽,輸贏都是自己的事,誰也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