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即使有犯罪動機,如果沒有造成犯罪的結果,法律也對他無可奈何。思想再壞,沒有行動,就不能說他是個壞人。同樣,富人是不是為富不仁,也不是思想品德問題,而是看手段和結果。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可見愛不愛財無關緊要,用什么方法去取,才是問題的實質。
曾經有某餐館,考驗過食客的道德水平,他們采取讓食客自己定價的方式,讓食客根據自己對菜品的滿意程度定價,先吃后定,定多少收多少。此舉一出,食客盈門是自然的,餐館賠本也是自然的。據記者報道,90％以上的食客都吃得呼兒嗨喲,但這并不妨礙他們都定出了比地板更低的價,普遍只付了不及成本的10％,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付一兩個硬幣,有的干脆連硬幣都不付,一副“吃大戶”的模樣。消息終于曝出,媒體又抓到了熱點,一個商業行為上升為一場道德討論,見諸報端的,無不是對國人素質之低的切齒痛斥。
餐館老板難道有病,竟然忘記了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為已,天誅地滅,這句話其實是很符合進化論的。不管富人窮人,內心的貪欲都根深蒂固,人們常說為富不仁,只是窮人的不仁沒有暴露出來而已,于是就把不仁的帽子戴到富人頭上,這是不公平的。
餐館老板清醒得很,我估計,這只不過是一個策劃,是一種促銷手段而已,等到他的餐館聲名鶴起,等到食客嘗出了味道,他再按市場規律收費不遲。
曾經挑起亞洲金融風暴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在很多人看來簡直是十惡不赦,但偏偏是他,因為行善而成為第二屆“代頓和平獎”得主。他的主要事跡是捐出巨款,支援波斯尼亞地區的戰后重建,以及他所領導的量子基金,對多項慈善活動的大力支持。此種行為在中國也很多,但大多帶有商業色彩,因而慣性思維的中國記者就對索羅斯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您的天性還是樹立形象的需要？索羅斯回答：在金融市場,我只是按規則辦事,我遵守規則,談不上道德不道德。
其實說穿了,也就是因為有高額遺產稅,國外的富豪們才大多在生前捐出大部分的財產,不僅是索羅斯,而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富人的仁,不是道德的促成,而是制度的結果。
按規則辦事,這就夠了。
經濟和道德,實際上是兩個范疇,雖然有所交叉,但絕不能混為一談。誰都有不仁的可能,所以才需要市場的規范,需要法律的約束,讓不仁的行為付出代價,讓不仁的愿望不能實現。富人們仁不仁,不僅是人心好不好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社會健不健全的表現。如果一個社會到處都在嚷嚷著“為富不仁”,那么不仁的不僅是富人,還有這個社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