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主力特約評論員 朱克力
6月8日，由四川省委網信辦、數字經濟投融資聯盟、四川證監局聯合主辦，成都市委網信辦協辦的“數字天府 智投未來”2020中國數字經濟投融資云路演在成都舉行，四川有6家數字經濟企業代表登上路演舞臺，展現各自科技實力。這樣一則新聞，乍看好像并無新奇之處。但如果了解更多相關信息，就不難考察背后的深層次邏輯及其預示的趨勢性特征。
第一站為什么落地“天府”？
全國性的“云路演”第一站落地“天府”，為什么沒有落地其他區域？本身就值得思量。
公開信息顯示，“數字天府 智投未來”是2020中國數字經濟投融資云路演系列活動，主辦方數字經濟投融資聯盟是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的指導下，由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中國信通院、紅杉資本、360集團等單位發起的協調性議事機構，旨在搭建政府、數字經濟企業和投資機構之間溝通交流的合作平臺，提升數字經濟領域投融資對接效率，服務網絡強國建設和數字經濟發展。
作為一家全國性的數字經濟投融資聯盟機構舉辦的全國性活動，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資本市場服務網絡強國建設的積極作用，搭建投融資專業服務平臺，推動投融資機構與優質企業深入對接；另一方面，之所以舉行的是“云路演”，是由于受疫情影響，采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進行。
那么，在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壯大數字經濟方面，整個四川尤其是成都，究竟靠的是什么？
以筆者的觀察，近年來，四川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其中成都積極推進新經濟發展，其他地市也努力行動，分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次登臺路演的六家數字經濟企業，作為當地的新經濟代表，涉及到衛星互聯網、人工智能技術研究和應用、區塊鏈安全、數字圖像動態范圍匹配技術、數據挖掘、四網融合智慧場景建設等領域。這些典型案例，放在成都，放在四川乃至整個西部，不可謂不硬核。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對其“硬件不夠硬，軟件不夠軟”的傳統印象和評價。
這種硬核化的趨勢，離不開新經濟發展思路的“躍遷”。不妨引用當地主政者的一句話，出自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范銳平。他說：要把著力點放在硬科技的引入和黑科技的轉化上，充分發揮大數據作用，描繪“硬核科技”圖景，通過發揮生態圈的集成作用、產業資本的促進作用、應用場景的吸引作用和要素資源的富集優勢，形成綜合性競爭優勢。
對此，我們可以用新經濟發展的因勢利導來加以解釋。發展硬核科技，是順應新經濟科創1.0轉向新經濟2.0發展趨勢的及時之舉。新經濟科創1.0，主要側重在商業模式創新和業態創新，是基于互聯網的網絡效應和規模經濟的產物，如今隨著人口紅利式微和流量紅利消退，產業組織的主導邏輯由規模經濟轉向范圍經濟，此時技術能力的比拼就顯得更加重要，由此催生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即新經濟科創2.0。以大數據與智能化為基礎的新興技術力量尤其是硬核科技，將在其中唱主角。惟其如此，新經濟發展的“骨骼”，才能成為錚錚鐵骨。
都說科技是21世紀大國競爭主戰場，城市經濟是一國經濟的重要組成。尤其對于國家超大城市而言，實施以發展硬核科技為支點的新經濟發展戰略，向建立高壁壘的科技行業矩陣布局，對大型城市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打造世界級節點城市，無疑具有長效支撐和帶動作用。發展硬科技離不開軟環境。以天府之都成都為例，恰恰在環境上夠軟夠巴適。這里的軟環境，一方面包括人文自然生態環境以及創新創業營商環境，另一方面包括人才、高校、科研條件，這些基礎優勢有目共睹。硬核科技并不是人們印象中冷冰冰的裝備和機器，而是高素質的技術人才和企業管理者實現從技術到市場的驚險一躍所依托的創造性載體，一座充滿活力和機會并且開放包容的新經濟城市，真正的人才是無法抗拒的。
萬物智聯新場景營造者的新機遇
筆者于2016年提出“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即重塑邊界先“破界”、重構介質先“破介”、重建規則先“破誡”，戰略創新需“立志”、戰術創新需“立智”、制度創新需“立制”，后來又以“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為底層邏輯進一步提出了“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新市場主體、新協作方式、新治理體系，共同構成新經濟發展五大動力來源”的“五新”驅動論。“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與“五新”驅動論，共同構成了“335新經濟理論框架”。
如何理解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新市場主體、新協作方式、新治理體系這“五新”的多輪驅動？如果從新經濟發展的全生命周期出發，可以定位其中的新基礎設施是新經濟發展的運行基礎，新生產要素是新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新市場主體是新經濟發展的有生力量，新協作方式是新經濟發展的組織保障，新治理體系則是新經濟發展的長效支撐。綜合貫穿新經濟全生命周期的這五大動力來源，對數字時代的公共政策及其效能可以有更新的分析框架和更寬的評價視域。
新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的新基建提供高品質的基礎設施，新基建對中國經濟開啟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當前，消費正在恢復，基建可以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發力，且它短期是需求、長期是供給。短期看，消費和基建是平行的需求端，二者可產生共振，暫時還不構成閉環。但中長期看，新型基礎設施建完后產生供給能力，“新基建”和“新消費”就能夠協調發展形成閉環。“新基建”當中服務生產者的工業互聯網等與終端消費者并不直接相關，而5G、人工智能、物聯網、數據中心等新型信息消費市場則是服務終端消費者的廣闊天地。
因此，從以上分析框架出發，再來看6家四川成都的數字經濟企業登上“數字天府 智投未來”的云路演舞臺這則新聞，事實上，他們是分別作為來自衛星互聯網、人工智能技術研究和應用、區塊鏈安全、數字圖像動態范圍匹配技術、數據挖掘、四網融合智慧場景建設等領域的硬核科技力量，成為數字經濟新基建構筑者、萬物智聯新場景營造者的代表，對其而言，最重要的考驗同時也是最值得期待的機遇，在于這些商業應用能否真正有效轉化為持續的新消費，給社會帶來新價值，給消費者創造新盈余。
上述過程中，聚合新要素至關重要。硬核科技要轉化為生產力，必須有效聚合互聯網技術以及平臺驅動的“三駕馬車”即數據、算法、算力等新要素，以及以人才為本的人力資本等要素，通過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引領基于技術與市場的創新演化，形成可落地、可復制的商業閉環，在疫情下促進消費回暖和經濟復蘇，并在疫情后持續發揮產業功能。
其中，運用大數據對人群進行精準畫像，基于平臺新要素的精準識別特性，可以為精準施策提供科學依據。借助必要的算法保障和算力支持，“讓數據說話”成為發揮其真實效用的要義。在大數據、云計算、AI和區塊鏈技術群中，數據是最寶貴的資產和持續進化的源泉，算法是有效分析和挖掘數據的方法和法則，算力則決定著數據和算法發揮的潛力。數據、算法、算力三者正在“協奏”出新經濟舞臺下一個樂章最澎湃的新要素進行曲。
數字時代的產業互聯網方法論
與此同時，參加云路演的代表性企業及其上下游產業鏈，有助于加快智慧城市和產業互聯網的發展。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新基建構筑者、萬物智聯新場景營造者，其科技優勢和業態特點，有利于賦能智慧城市建設。
當前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治理生態急需升級，智慧城市進程將會加速。城市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這次疫情已經成為人類有史以來的罕見事件，也成為全球城市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驗。對城市而言，發生重大而蔓延式疫情一定程度上是信息不可溯源、控制信息傳播無序、調度低效等問題導致的，這就要求預期建立市民基本信息都被掌握，定位可精確追蹤，流出人口可被定位，智慧城市價值凸顯。而以交通管理、物流供應鏈、應急災備、信息溯源、全面數據化甚至具備了人工智能的災備預測等功能的智慧城市，可以最大限度把災害降到最小。
不過，智慧城市不是大而化之的籠統概念，需要構建以新技術主導的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新市場主體、新協作方式、新治理體系等前述“五新”驅動系統，而新基建要改變傳統的政府主導投資模式，應當以市場化企業為投資主力。筆者近年來一直在倡導一種新型模式，把構筑這種新型城市生態綜合體的數字化、智能化、產業化社區單元稱為“新都市產業社區”。
可以說，對于“天府之國”乃至整個中國而言，“新都市產業社區”是智慧城市的重要解決方案。智慧城市既需要城市整體上有系統性的頂層設計，但也絕不能忽視與產業和消費的協同，未來智慧城市需要由若干個這樣具有差異化活力和自組織特性的“新都市產業社區”有機塑造而成。
其次，這些代表性企業可以構筑形成具有內在互補性的區域產業平臺和區域創新生態，有利于產業互聯網的發展。
在數字時代，應當更加重視平臺經濟和產業互聯網給經濟轉型、社會發展與民生改善帶來的機遇。以平臺經濟和產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新動能正在推動產業升級，以開放、共享、協作為特征的平臺機制正在重塑產業體系，數據驅動的平臺經濟成為產業融合競爭的制高點，作為數字經濟2.0的產業互聯網則成為科創企業競逐的新賽場。
平臺經濟和產業互聯網正在助力中小企業提升數字化經營能力、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步伐，也為社會發展與民生改善作出了積極貢獻，成為幫助各地政府構建現代治理體系的數字化助手。為促進平臺經濟和產業互聯網良性發展，政府應將重點放在維護運行規則上，包括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實施包容審慎監管、強化法治保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
作者系中國企業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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