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約翰博格
譯|李天騁
從1928年一直到1958年，先鋒集團的前身威靈頓只管理著威靈頓基金這一只產品。公司專注于單一的保守平衡型策略，從一開始威靈頓基金就成為共同基金行業的平衡型基金的標桿。用今天的時髦話講，就是威靈頓基金在當時共同基金行業中占據了利基市場。
但是到了1950年末，基金管理人為吸引股票經紀商向客戶銷售基金產品，競爭越來越激烈。因為我們沒有股票型基金，渠道人員只能干著急。最著急的人是我。我當時給約瑟夫·E·韋爾奇寫了一份措辭激烈的信。韋爾奇是公司總裁，直接向董事長兼CEO摩根匯報。我在信中觀點明確：我們需要有一只股票型基金，時不我待。
當時摩根先生被我說動，他是威靈頓公司的老板，新發基金如有利可圖，他自然不會拒絕。由于公司人手短期，創立新基金、準備募集材料的任務就落在我的身上。對我這個年輕人來說，這樣的機會求之不得。我們選擇了Kidder Peabody作為基金的主承銷商，Bache & Company作為副承銷商。這兩家公司都遴選了優秀的投資銀行參與基金銷售，兩家機構也一直負責銷售威靈頓基金份額。連續好幾個星期，我們一起坐在摩根先生的辦公室里，就基金的各種細節——投資目標、運營流程、基金董事會人選等來回商討。新基金的董事會班子跟威靈頓基金保持一致。我們定的基金名稱叫“威靈頓權益基金”（那是我的主意，我覺得叫權益基金比叫股票基金更好聽）。
改名風波
我們沒想到的是，新基金的名字給我們惹了麻煩。一位威靈頓基金的投資者召集原告律師團，指控我們的新基金不當使用威靈頓之名。律師指稱“威靈頓”是威靈頓基金的專屬名稱。
我們覺得原告的指控很可笑。但是特拉華州地區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居然支持原告。我們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拒絕受理。于是我們最終敗訴。我們需要給基金起個新名字。我提議叫溫莎基金（Windsor Fund）。后來，我們不少基金名字都是以字母W開頭，比如Westminster, Whitehall、Warwick、W.L.Morgan等。這些名字一直用到1980年，之后先鋒統一了旗下基金的名稱，名稱全部以先鋒開頭。
差強人意的首發和黯淡的業績
威靈頓權益基金的發行開始于10月份。盡管當時市場資金緊張，我們還是募集了3840萬美元。1958年10月23日，基金開始運作。其實當時我們是準備不足的。
溫莎基金早年業績不佳，投資經理沒有明確的投資方向。1958年到1964年，標普500指數年收益11%，溫莎基金年收益只有7.7%。到1963年年中，溫莎基金的規模才超過7500萬美元。傳奇基金經理約翰·聶夫加盟，徹底改寫了溫莎基金的歷史。
約翰·B·聶夫

在掌管溫莎基金之前，約翰·聶夫在尋找新的職業機會。他當時在克利夫蘭的美國國民城市銀行的信托部門工作八年，需要接受新的挑戰。
那時候，威靈頓權益基金已經改名溫莎基金。在1964年夏天，約翰·聶夫開始成為溫莎基金的組合經理。這份工作讓他得心應手。從那時起就和我建立了戰友般的情誼。
約翰·聶夫如此描述我們的相識：“我們倆一見如故，我有些特質特別吸引博格。我很清楚這一點。比如，我們都留著平頭。”約翰·聶夫堅持價值投資理念，沒用多久，他就用業績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在約翰·聶夫的掌管下，溫莎基金呈現出保守和進取的雙重特質。我這里所謂的“保守”，指的是他的投資策略，專注于投資困境股和高股息股票，這一策略有效控制了基金的下行風險。
我所謂的“進取”，說的是聶夫敢于重倉他看好的股票，結果是基金的短期業績相比其他持倉分散的組合可能波動更大。盡管如此，溫莎基金開始在行業中嶄露頭角。
業績優異，資金追捧
1965年的時候，溫莎基金已經開始顯露鋒芒。到1970年，溫莎基金的年化收益12.6%，而標普500指數的同期年化收益只有4.8%1970年到1973年是成長股的行情，溫莎基金表現弱于大盤。但是從1974年到1979年，溫莎基金的年化收益為16.8%，同期標普5006.6%。從1965年到1979年，溫莎基金累計收益359%，標普500累計收益126%。
在共同基金行業，如此突出的業績表現自然引來投資者和經紀商的資金追捧。難能可貴的是，規模增長后，溫莎基金的表現依然出色。而同期其他成功的基金在受到資金追捧后往往業績變臉。
到1981年的時候，溫莎基金的資產規模還不足10億美元。當時，大量的資金進入先鋒的貨幣市場基金。在貨幣基金退潮后，溫莎基金獨領風騷。從1981年到1984年，溫莎基金的凈申購達到9.65億美元，占同期先鋒所有新增規模的17%。到1985年末，溫莎的資產規模超過40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權益類基金。
業績的均值回歸似乎是共同基金行業不可避免的宿命。但溫莎基金成為了例外。除了1989年到1990年的短暫回調，溫莎基金從1980年到1992年的年化收益達到17.2%，每年超越標普500指數1.2%。
關閉申購
這時溫莎基金已經取代了威靈頓基金成為先鋒旗下的旗艦產品。但聶夫和我都清楚，再高大的樹也不可能一直長到天上去。終有一天，我們要停止溫莎基金的申購。否則，基金規模的增長終有一天成為業績的敵人。
1985年5月，約翰進到我的辦公室，坐下，說：“我們應該關閉溫莎的申購。”我們一拍即合。我跟他想法是一致的，為什么要去宰殺下金蛋的鵝呢？
關閉基金申購在當時幾乎是共同基金行業聞所未聞的事情。在傳統的基金治理結構下，基金經理死也不愿意主動關閉旗下旗艦基金的申購，放棄可觀的管理費收入。但是在先鋒獨有的治理結構下，這就不成為一個問題。我們沒有動力盲目做大規模賺管理費。
下一步怎么辦？
我明白，先鋒必須繼續向我們的投資者提供價值導向的基金產品。因此考慮發行第二只價值型基金。而這次，新基金不再依賴威靈頓公司，啟用dl的投資團隊。但是，當我決定把這只基金命名為溫莎二號基金時，又遭遇了各種批評的聲音。最典型的質疑是這樣的：你們用溫莎的名字，想借約翰·聶夫做賣點，溫莎基金業績是難以復制的。事實證明他們錯了。
溫莎二號再創輝煌
1985年春天，我們面試了一批專注于價值投資的管理人。最終我選擇了Barrow,Hanley, Mewhinney & Strauss,一家總部在達拉斯的資產管理人。這家公司投資理念清晰，經驗豐富。公司的掌門人Jim Barrow忠誠可靠。我說服了基金董事會聘請該公司管理溫莎二號基金。
1985年5月15日，我們公告關閉溫莎基金的申購，并立即執行。如果提前公告，一定會造成大量資金蜂擁而入，這是我們極不愿意看到的。一個月之后，溫莎二號基金開始募集。
我們選擇的投資團隊很好地履行了職責。33年后的今天，這家公司依然掌管著溫莎二號大部分的基金資產。溫莎二號的業績甚至略好于溫莎基金——溫莎基金收益年化10.1%，溫莎二號年化10.5%。這一成就主要歸功于Jim Barrow。
引入第二位組合經理
為了實現溫莎二號基金相對可預期的收益，我們決定進一步分散組合。1989年，當基金規模超過20億時，我們引入了第二位管理人，即亞特蘭大的景順資產。我們將2.5億的基金資產交付給景順資產管理。
這是先鋒第一次將一只基金交由多位管理人管理。正如我在1974年所說，這樣做的目的是實現基金相對可預期的收益。如果基金業績不突出，那么只有靠降低成本勝出。這是先鋒多年來踐行的投資哲學。
先鋒的兩只溫莎基金由不同管理人掌管，管理人都具備價值投資的理念，同樣經驗豐富，業績表現證明也是相似的。從1985年以來，溫莎基金的波動率為17.2%，溫莎二號的波動率為16.0%，標普500的波動率為16.5%。
在Jim Barrow的掌管下，溫莎二號基金1985年到2015年的成績可圈可點。從1985年到1989年，溫莎二號基金每年跑贏價值型基金平均水平1.4%。
從1995年到1998年，由威靈頓公司指派的聶夫的繼任者掌管溫莎基金。這些年溫莎基金的業績差強人意，年化收益19.2%，溫莎二號基金年化收益27.7%。之后，均值回歸再度起了作用。從1999年到2007年，溫莎基金年化收益8.0%，溫莎二號基金年化收益6.5%。從2007年以來，兩只基金的業績幾乎一致：溫莎基金7.2%，溫莎二號基金6.7%。

上圖展示了兩只基金的相對累計收益情況。線條向上代表溫莎基金表現更優，線條向下表示溫莎二號相對占優。盡管線條起起落落，但長期看兩者表現差異不大，溫莎二號基金略優于溫莎基金。
歷史的啟示
從溫莎基金的歷史中我們能得到什么樣的啟示呢？
第一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一位優秀的基金經理。先鋒很幸運地找到了約翰·聶夫管理基金，并且能夠留住人才。如今約翰·聶夫已退休23年了。我跟他的友誼一直沒有中斷。
第二，是要敬畏時間。再優秀的基金經理也無法保證永遠業績長青。先鋒的解決方案是為一個組合尋找多位基金經理管理，就像溫莎二號基金那樣。
第三，低費率。我相信業績無法長久持續，但低費率長期有效。當然，這對基金投資者有利，同時也要求基金組合的換手成本低。股票交易成本很高，頻繁交易對投資者而言是一場輸家游戲。
第四，對待投資者、對媒體和公眾保持真誠坦率是先鋒不變的信條。向他們解釋清楚主動基金的收益我一直堅持以上幾條原則。在1990年溫莎基金的年報中（當年溫莎基金收益-27.9%，標普500收益-7.5%），我這樣寫道：“我每年都親自寫致投資者的信，已經寫了25年了。今年的這封信是最難下筆的。”可以說，溫莎基金的歷史，就是先鋒集團堅守正道的歷史。
摘自《堅守:指數基金之父博格的長贏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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