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圖可以看出，本次疫情所導致的GDP和工業增加值下降要比金融危機猛烈得多；但生產價格指數（PPI）和核心消費價格指數（非食品CPI）的下跌相較金融危機來說卻非常溫和。
“這是因為，疫情同時擾動了需求和供給，所以供求的匹配缺口并不大，因此對價格的影響也較小，僅僅出現了溫和的下降。”高善文說，由此帶來的政策含義是，在疫情導致的經濟活動封鎖全面解除之前，單純刺激總需求在經濟增長層面作用有限，但是價格上升會有很大壓力。
其次，高善文提出的第二個觀察維度是，疫情期間人們線下消費驟減的同時，線上消費也大幅度銳減，這表明消費者具有普遍的恐慌心理。但是從長期來看，中高端消費者和低端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會出現分化，要格外關注低端消費者的動態。
“疫情發生以后，消費者行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恐慌，人們的決策能力迅速下降，消費的物品僅限于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第二階段是人們逐漸意識到一些過分的防控行為是不必要的，一部分感染風險小的交易行為開始恢復；第三個階段是人們開始考慮疫情對于長期收入的影響，進而調整當下的消費行動?！彼f。
高善文指出，考慮到疫情對長期收入的影響，中高端和低端消費者行為將有明顯不同。中高端消費者普遍擁有金融資產、良好的信譽和儲蓄，而低收入群體往往缺少金融資產，甚至可能還有負債，因此面對現金流的約束，他們會被迫削減消費開支，從總量層面也會導致經濟下降的緊縮影響。

高善文特別提到CPI中的家庭服務及加工維修服務價格。他指出，該指標反映的是低端勞動力所主導的服務領域的價格變化，其變動與低端勞動力工資緊密對應。從上圖可以看出，疫情期間，家庭服務及加工維修服務價格的降幅與金融危機時期一致。而由于本次疫情導致的CPI跌幅約為金融危機時期的20%，說明該領域下跌幅度其實5倍于一般領域的價格下跌。
“這說明在低端勞動力市場，勞動力需求的下降非常大，低端勞動力人群受到了更大的收入沖擊。”他指出，收入的沖擊很快會轉化為消費下降，從而造成經濟的次生傷害。
由此，高善文引發了第三個維度的思考，即提高對管理低收入人群沖擊壓力的重視，要給予低收入人群一定程度的收入支持。
“給予收入支持，被認為是刺激需求的措施。我認為它不是最有效的，但卻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最重要的價值是人文關懷?！彼硎尽?br/>“在遭遇如此大的不正常沖擊和在如此異常的生活環境下，政府有必要承擔對弱勢群體的救助責任，同時也能夠防止總需求的繼續下降。所以，這個舉措又是一定要做的。”高善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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