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主力編輯：步靜
如何評價疫情防控的中國經驗與美國經歷？如何對待屢屢出現的“病毒起源陰謀論”和“責任論”？《新聞1+1》今晚白巖松專訪柳葉刀總編霍頓，看國際頂尖醫學期刊《柳葉刀》總編理查德·霍頓怎么說。
如何看待當初中國武漢封城的決定？
白巖松：今天 5月1日 對于中國人來說，是個記憶中很重要的日子，因為疫情武漢封城整整100天。這么長時間后，您怎么看待當初中國的這個決定？
霍頓：中國政府在面對緊急情況時決定封鎖武漢非常果斷，通過封鎖武漢，中國能夠讓世界有時間來應對疫情，這不僅僅是正確的決定，同時也向其他國家展示了他們應該如何應對疫情的緊急威脅。所以我認為應該感謝中國在武漢抗擊疫情中做出的努力。
2月20號柳葉刀就刊文反對病毒不是來自大自然的說法，為什么？
霍頓：正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所說，最近幾個月我們在對抗兩種疫情，一種是由病毒所引起的，第二種是由虛假信息引起的。虛假信息在很多時候造成的影響和病毒引起的疫情嚴重程度相當。您提到的“病毒陰謀論”對抗擊疫情是不利的，我們必須要了解病毒起源，并以科學的態度來研究它，不能讓這樣的陰謀論擾亂我們的思考，這種陰謀論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很嚴重的。
回應病毒起源陰謀論
霍頓：在一個層面上來說，這些說法很多非常可笑，但也要重視它們。在歐盟有一項針對虛假信息的研究，虛假信息有些非常可怕。比如有些人說未來注射疫苗是危險的，或者說這種疫情是由媒體所炮制的，或者說這種病毒對人不會造成威脅。所以要重視這些謠言，要證明謠言是錯的。很不幸的是現在有些媒體報道中，這種謠言就像病毒一樣擴散并影響著人們，對人們造成了傷害。所以需要在防控病毒傳播的同時也破除謠言。
尋找零號病人有意義嗎？
霍頓：我認為尋找零號病人并不是很有意義。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艾滋病大暴發時，很多人都想找到艾滋病零號病人，找到在美國擴散這種病毒的超級傳播者是誰，花了很多精力尋找零號病人。當時人們以為已經找到了零號病人，這個人被媒體曝光之后引起了廣泛討論，但是很多年之后發現這個人并不是零號病人。所以找到這個擴散了病毒的人可能會引起很多問題，比如造成對他的污名化和歧視，也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也肯定不科學。但確實要了解這種病毒的起源，知道它來自于哪里，這種病毒很可能是從一種動物宿主傳播到人類。我們需要了解病毒在動物之間的傳播過程，并且了解動物身上的病毒如何傳播到人類，還要避免這種病毒造成從動物傳播到人類的情況。現在的目標是了解動物身上產生的病毒是從何而來，減少病毒從動物傳播到人類的風險。重要的不是尋找零號病人而是了解病毒起源。
指責中國是傳播源頭的說法沒有用也不真實
霍頓：很不幸的是我們聽到了這樣的說法，有些人正在指責中國是疫情傳播的源頭，其實指責并沒有用也并不是真實的。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冷靜下來與中國政府合作來了解疫情，竭盡所能確保疫情不會卷土重來。中國自己不想看到疫情的暴發，也不應為此負責。但事情已經發生了，我所了解到的中國醫生和科學家已經做出了最為杰出的貢獻，他們對政府提建議、治療病人，保護了中國公民的生命。所以我認為中國應該非常自豪，因為中國有非常優秀的科學研究和醫務人員群體。有一些世界政治領導人批評中國，這是不公平的，從事實上就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感謝抗擊疫情的中國醫生和科學家。
沒有從非典中吸取教訓是人類的悲劇
霍頓：2002年到2003年暴發的非典疫情，實際上病毒已經傳播到一些西方國家，比如加拿大，病毒傳播到多倫多時，世界衛生組織當時也發出了預警。在過去的一代，我們已經了解病毒跨國傳播的風險，在17年前非典疫情結束后，當時世界各國承諾，將會改變應對未來疫情的方式，他們承諾會非常重視疫情的暴發，但實際上最近新冠疫情的暴發顯示出，我們并沒有從中得到教訓，沒有認識到病毒的危險性，這是悲劇，這是真正的人類大災難。
柳葉刀總編認為能與世界分享的中國防疫經驗是什么？
霍頓：中國的經驗是快速果斷的決策，這是有原因的，中國有應對SARS病毒的經驗。當時非典突然來襲，整個中國當時也是猝不及防，我認為中國政府在非典疫情之后決心做出改變。過去20年當中中國在醫院和衛生系統當中做出了巨大投入，在一些大學還有科學研究方面中國政府也投入了很多。所以去年12月發生新冠疫情的時候，中國有這樣科研的能力，同時還有醫療資源能夠應對疫情。同時還有政治方面的能力，因為中國了解到這次疫情和非典病毒類似，對于中國社會造成的威脅非常大，所以果斷決策。而西歐國家并不認為這是類似于非典的病毒，而是類似于流感。我們認為這種疫情頂多是另一波流感，并沒有重視這樣的危險，我們認為流感不是非常嚴重的疾病，這種病毒可以在人群當中傳播，引起國內的群體免疫之后就能保護我們，但實際上這是嚴重判斷失誤。中國是對的，我們是錯的。
中國的科學發展已是世界領先水平
霍頓：中國現在是科學大國，20年前我們收到的中國作者的投稿還不是很多，但是現在中國是向柳葉刀系列期刊提交科研論文方面的領導者之一。挑選論文是很困難的，選擇的標準是評價哪些論文是對全球的受眾最有影響的，中國的科學發展已經是世界領先水平，中國的很多科學研究是和全球受眾相關的，中國有非常好的全球科研機構，還有科學界的領導者，這得益于中國政府在過去20年對科研方面的投入，這是促使中國在這場疫情當中取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把中國納入全球醫療科學研究中是疫情后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
霍頓：中國并沒有被認為是醫學和醫療科學領域的大國，但這次疫情的確反映出了中國的優勢。我希望經過這次疫情后，更多國家能認識到中國在疫情中所做的貢獻，中國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肩負重責，來保護并改善這部分人口的身體健康，我認為中國在過去二十年里一直在這樣做，在過去的兩至三個月里尤其如此。我要再次強調，應對疫情的重中之重在于各國之間的通力合作，我們需要攜手中方同仁，把他們納入到全球醫療科學研究中，這是疫情后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
疫情過后世界公共衛生領域會發生怎樣的改變？
霍頓：在每次大事件，比如說這次疫情后，世界都會有所變化。但是坦白說，是變得更好還是更壞？這個目前還不知道，但總體來看有兩條道路：一種道路是更好的合作，各國能夠共同合作，守望相助，其他國家能夠理解到中國居民的健康狀況，會影響到我和我家人的健康情況，我的健康狀況會影響你的健康狀況，我們相互依存，必須坐在一起共同解決問題，這是一種道路；另一種道路就是分裂，不進行合作，而且損害那些推崇合作的組織，認為自己能獨自解決問題，并不需要合作。這次疫情里兩種道路呈現了鮮明的對比，在我們談話的當下，我還不知道疫情結束之后世界會朝哪條道路走，是合作的道路？還是分裂的道路？這取決于我們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展示出合作的道路是我們堅定要走的道路，全體人類必須朝著合作前進。我希望中國能發出強勁的聲音，來支持全球走上合作之路。
每日經濟整理自新聞1+1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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