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主力記者：王帆 丁舟洋 決策主力編輯：杜毅
微小的鐘表記錄著光陰的刻度。單從數量上論，全球三分之二的鐘表制造都繞不開廣東，這里可謂鐘表行業的“世界工廠”，也是中國制造業的橫切面。
4月上旬的一天，坐在辦公室里，面對《767股票知識網》記者的鏡頭，梁偉浩神情泰然，言語里卻是難關重重。
三十年前，香港地區手表商梁偉浩將目光轉向香江對岸，在廣東東莞鳳崗鎮投資建廠。適逢中國承接歐美制造業轉移的高速快跑期，梁偉浩創辦的得利鐘表集團，在東莞以“代工出口+自主品牌”的模式成為驅動廣東表業發展的啟蒙者。
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在叔父的表廠做學徒，涉足鐘表行業五十載，創業四十多年，梁偉浩不是沒經過風浪。回想2008年金融風暴之后的那一年，“大家非常困難，當時我們減了差不多40%的人員。我叫他們先回家。每天給十塊飯錢。有飯吃才有生活。”
“1987年香港地區貨幣大貶值，當時我在香港地區的公司受到很大影響，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非典，2008年的金融海嘯……但問題都沒有這次大。”梁偉浩說，“這次的疫情影響是全球的。”
國內疫情得到有效遏制之際，得利是東莞最早一批有序復工的企業之一。但只高興了兩個星期，海外疫情日益嚴峻，大量客戶的訂單推遲，公司貨品積壓、資金壓力陡增……廣東鐘表企業面臨生死劫。
決策主力記者探訪東莞得利鐘表廠
廣東是“全球鐘表工廠”
2/3的產量繞不開這里

東莞得利鐘表工廠大門
東莞鳳崗鎮雁田第三工業區的大馬路，拐進一條小野徑，梁偉浩創辦的東莞得利鐘表廠就坐落在這里。工廠大門其貌不揚，但卻深藏不露。
得利鐘表是廣東鐘表產業響當當的名片之一，得利年產量手表360多萬只，瑞士名牌高端手表套件70多萬只，Movado集團等歐美知名品牌是得利的長期客戶。分散在珠三角各工業區的各類鐘表原配件，像一根根毛細血管匯聚到動脈，集中在這里加工、裝配、貼標，再將一個個精美華麗的成品鐘表，源源不斷地輸送往全世界。
不過，3月下旬，一則來自東莞另一家鐘表廠的公告，在廣東鐘表行業引起了震蕩，也讓梁偉浩為之擔憂。
美國鐘表品牌Fossil中國的主要代工廠——東莞精度表業，在下發給員工的公告中坦承工廠受歐美疫情影響，Fossil已全部停止下單、要求取消或暫停原生產訂單，公司經營出現重大危機，并做出全廠放假三個月的安排，接受全體員工辭職，即辭即走。
聽到這個消息，作為同在東莞的表業同行，又是多年好友，出于關切，梁偉浩給東莞精度表業老板羅盛堅打了個電話，卻聯系不上他。《767股票知識網》記者也多次撥打羅盛堅的手機號，他先是未接電話，后來關閉了手機，發短信也沒有得到回復。
“我自己覺得，雖然經營困難，但也不要勸退員工。如果休息三個月，員工去哪里呢？他們怎么生活呢？”梁偉浩表示。
作為外向型特征明顯的廣東鐘表行業，在海外疫情嚴峻形勢下，幾乎人人自危。
“這就像一棵消息樹一樣，我們看到這棵樹倒了，每個人都感覺到物傷其類。”談到東莞精度表業的經營危機，廣東省鐘表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閔樂曉向《767股票知識網》記者表示。

得利鐘表廠工人正在車間工作
眾所周知，瑞士是鐘表王國，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全球80%以上數量的鐘表都產自中國，而當中又有80%是來自廣東。
據閔樂曉介紹，鐘表行業有個說法，全球有2/3數量的手表是廣東生產的；相比于瑞士的高端手表，廣東的鐘表產業以中低端、國際代工為主。
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珠三角地區以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成為全球制造業轉移的主場，在資本的澆灌下，集中了大量為歐美品牌鐘表生產加工的企業。
“廣東的鐘表行業經過幾十年發展，形成了一定競爭力，原因還在于廣東聚集了一條完善的產業供應鏈，工廠在原材料采購上相對便宜。”

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珠三角地區以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成為全球制造業轉移主場，圖為得利鐘表廠工人正在車間工作 閔樂曉告訴記者，廣東的鐘表產業分工十分精細和專業，分布了大量表帶、表殼、表鏡、表針、鐘表巴的等零配件廠家，還有以東莞精度、得利為代表的成表加工廠。
正是看中了珠三角地區得天獨厚的條件，早在1979年就在香港地區創立得利鐘表集團的梁偉浩，選擇在1989年來到東莞鳳崗鎮投資設廠。創業四十年來，71歲的得利鐘表集團董事長梁偉浩坦言，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他面臨的最大危機。
行業悲觀情緒正在蔓延，高度依靠外部訂單存活的廣東鐘表工廠面臨生存考驗。梁偉浩的內心如同坐過山車一般驚險。
復工以后高興了兩個星期
就遇到了困難
3月初，梁偉浩緊皺的眉頭舒緩了些。90%的員工回來了，公司的生產能力恢復了。高速運轉一個星期，生產力恢復到了平時的93%。
為了順利復工，梁偉浩沒少費勁。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辛辛苦苦把員工找了回來”。疫情原因，國內多地交通限制，為了接回通行不便員工，公司自己派汽車、派中巴。“做了不少工作，也花了不少錢。”
得利負責采購跟單的員工羅曉燕從湖南老家回到東莞，在公司附近的酒店隔離了14天。“本來放假就延長了又加上隔離，那種想上班的心情真的非常迫切，來到廠里上班就感覺像是步入了正常生活。”羅曉燕說。

得利鐘表廠車間內工人正在裝配鐘表
復工后的第一感覺是工作量加大了，與疫情前的原定時間相比上班推遲了一個月，為了把拖延了進度的訂單追回來，羅曉燕和她的同事們白天趕工、晚上加班討論如何安排生產。全員出動、熱火朝天的景象讓她印象深刻，“真的是所有能夠裝表的人都行動了，工程研發、寫字樓的人都來幫忙。”
“我們高速追回之前落后的貨期和產能，加班加點，甚至給供應商提供獎金讓他們及時交配件給我們。”梁偉浩說。“那一兩個星期很高興，我們的復工，也帶動了上游企業在3月上半月復工，讓他們提供足夠的配件給我們生產手表。”
《767股票知識網》記者來到得利集團探訪時，看到廠區里一個可容納600-700人的劇場，墻上貼著鼓舞人心的標語，彼時復工動員大會的畫面還歷歷在目——羅曉燕戴著口罩坐在臺下，聽梁偉浩強調復工的防疫安全、防疫措施，以及海外的實時訊息。

開動員大會的劇場
“我當時覺得 海外 沒什么大問題。”羅曉燕心想。沒想到隨之而來的海外疫情大爆發，徹底打亂了得利的復工節奏。高興了一兩個星期的梁偉浩再度陷入焦灼。
從三月中旬開始，歐美疫情嚴峻，部分國家封城、封國，也有些海關停止運作。“我們出口貨運，到了對方的口岸，也封關了，擺在海關，入不了倉庫。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暫停出貨，等到將來復關再出貨。我們就開始遇到困難了。”梁偉浩表示。
細思下來，梁偉浩梳理了四重困難。“第一難，就是接到客戶的通知，要求延后出貨；第二難，如果要暫停生產，會影響將來的復產；第三難，客戶如果在五月復運的話，我們有沒有貨交給人家呢？我們會不會失去客人的信心和手上的訂單？第四難是資金，我們繼續生產需要資金，要給員工工資、買零配件回來，才能做成一只手表。”
時間滴答滴答的過去，處處都是兩難的選擇，梁偉浩必須作出決斷。
配件像海水一樣涌來
即便放慢生產速度也將積壓45萬只手表
得利生產的產品96%用于出口，僅4%在國內銷售。海外疫情阻斷了客戶的需求，客戶訂單延期的請求不斷來襲。
第一次接到客戶暫緩的請求，梁偉浩心情郁悶，歐美疫情快速升級，面對那么多要求暫緩的訂單，梁偉浩的第一反應是要不要停工。可如果一旦暫停，員工會失業，上游設備和供應商都會受到影響，等再復工時，難上加難。
“當時我評估了很多不同的情況，停還是不停？慢還是快？原來我們已經在高速生產中了，我訂購回來的零配件已經不斷地涌入，就像海水一樣不斷涌進來。”梁偉浩說，“那么大的量，我總不能全堆在門口吧，只能進廠以后，經過檢測、裝配，去完成一只手表。”即便明知道這只手表一裝配出來就將面臨被積壓的命運。

得利鐘表廠內已制作完成的成品手表
經過一個星期的痛苦評估，梁偉浩作出決定：慢速生產，叫停一切加班，停止一切開支。“到什么程度呢？一支筆都不準買。停止購買任何的材料。用這個方式節省開支，維持公司的繼續運營，熬到疫情后的恢復。”
對節省開支，一線的羅曉燕也有切身體會。“以前我們買文具就多買一點，為以后的使用預留多一點量。這段時間我們不買筆，盡量買筆芯。”“打印文件用二手紙，反過來打印，下班要關電腦，宿舍每晚早一點熄燈等等，各種提倡已久的環保措施這次真的都落實了。”
減少工作量、控制成本，員工們最初也有意見，因為沒有加班就意味著沒有加班補貼，普通員工一個月只能拿到1800元的底薪，和幾百塊的全勤費。好在都住廠里的員工宿舍，吃住開銷很少。
“加班少了，那就讓員工多做運動咯。我們還開了很多培訓班，利用晚上或者周末的時候，甚至做一些家政練習的活動，讓大家能消磨掉一些煩悶的時間。”梁偉浩介紹。
得利表業有1000多名員工，公司的收入一時半會跟不上，光是人力成本就是好大一筆。為了保住大家的飯碗，直到現在梁偉浩硬是沒有讓任何一名員工休職。這就意味著巨大的貨品積壓壓力和資金鏈壓力。

得利鐘表廠走廊里堆積的成品手表
“如果我們保持生產，但不能出貨，3月至5月上旬，我們積壓在這里的手表大概是45萬到60萬只。”梁偉浩說，“資金壓力大，45萬只手表是很多錢的，我們向銀行申請了延長貸款的還款期，也做了些借貸的準備金。5月復運，如果資金頂不住，我們就拿預備好的準備金去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