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金融市場的反應主要源于美國與歐洲新冠疫情的迅速發展。3月12日，道指、納指、標普集體跌破7%，繼周一后再次觸發熔斷，暫停交易15分鐘。恢復交易后，三大指數進一步下跌，道指一度下挫2100點。盤中，紐約聯儲緊急出手救市，美聯儲將其隔夜融資業務擴大至超過5000億美元之后，主要平均股得到短暫喘息。美聯儲計劃還將在13日提供更多回購操作，總額將達1萬億美元（相當于7萬億人民幣）。美聯儲同時還擴大了其準備金購買的證券類型。在新體制下，美聯儲將“跨各種期限”擴大購買范圍，包括短期債券、中期債券、通貨膨脹保值債券和其他工具，美聯儲還將開始購買附息債券。
總體來看，目前全球金融市場的震蕩主要源于市場對于疫情未來發展以及潛在經濟沖擊的悲觀情緒蔓延。疫情對于世界經濟，尤其是對于總體供需、產業鏈上下游供給、企業現金流、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沖擊將十分嚴重，極端情景下不排除全球進入危機模式。關鍵看美歐各國能否迅速行動，以切實有效的對策控制疫情的蔓延。一旦能夠控制疫情使得拐點出現，則經濟與金融市場的預期將會有很大改觀；疫情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需求面斷崖式萎縮造成的現金流枯竭，使得經濟政策如貨幣、財政工具，能夠發揮作用的空間不大。美聯儲此前大手筆降息50個基點并未扭轉市場悲觀預期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對于中國市場的影響，要在兩種假設情景下來看：第一種情況是美歐各國雖然現階段疫情進展迅速，但是后續以有效行動控制了疫情發展，那么短期而言由于疫情對預期的沖擊，以及美歐央行寬松行動對于國債等資產收益率的壓制，而中國在付出巨大代價后有效控制疫情，經濟運轉正在逐步有序恢復的情形下，國際資本將青睞于中國經濟與市場的避風港作用，資本流動形勢有利于中國；第二種情況是美歐各國無法以有效行動控制疫情蔓延，那么疫情帶來的經濟社會沖擊將很難估量具體規模，這種情況下，世界將進入危機模式，中國經濟也很難獨善其身。因此，我們認為，當前應該立足于繼續科學防控疫情的情況下，盡力啟動內需，以完全工業門類的產業優勢盡力維持經濟及供應鏈上下游的有效運轉。
國際宏觀政策必然導向全面寬松，中國政策空間也已打開，但是仍然要謹慎珍惜政策空間，以我為主，立足于國情自主決策財政與貨幣政策等宏觀工具的運用。
我們預計央行將繼續通過調降政策利率引導整體市場利率繼續下行，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全球范圍內央行的寬松浪潮也為中國央行后續行動打開了空間。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國際流動性環境無疑進入了有利的時期，央行繼續“降息”或降準的可能性客觀存在。我們認為，無論存款準備金率與政策利率均有下調空間，但是從央行的角度看對于貨幣寬松總體仍應堅持穩健的大方向，因為貨幣寬松并不能解決中國目前所面臨的一切問題，在制定應對當前形勢的經濟政策之前政策當局預計會對以下兩點加以考慮：
第一，明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所受到的沖擊的主要矛盾是貨幣信貸投放不足還是生產生活秩序的擾動。疫情及防疫各項措施對經濟秩序的擾動帶來的影響并非簡單通過釋放貨幣信貸供給就可以解決。對沖當前經濟下行關鍵還是要合理設計防疫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勵機制，引導地方政府在堅持防控疫情的阻擊戰、持久戰的基礎上，提高防疫政策落實的科學性，盡全力盡可能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根據我們對往年經濟數據的評估，一季度經濟產出對于經濟的平均貢獻不超過全年的20%，而考慮到春節影響之后，一季度經濟產出當中又以1月與3月為主要產出第二，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的老大難問題也難以依靠貨幣政策的總量擴張加以解決。近年來，貨幣信用擴張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已經是長期困擾宏觀調控質效的老大難問題之一。該問題的形成機制其實較為復雜，相關理論與實踐均已證明，廣大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的融資困難并不能由總量貨幣投放的擴張而實質改善。其間涉及商業銀行負債成本、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定價的dl性和定價能力（背后是產權改革與所有制競爭中性等配套制度）、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及風險內控要求、激勵相容機制與免責容錯機制等。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商業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在新經濟形態下越來越受到客觀的制約。雖然疫情期間，為了對沖經濟下行壓力，推動商業銀行進一步擴張信貸投放，監管部門也推出了一系列解決上述問題的針對性政策辦法，但是在落實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現實困難。從企業融資結構看，我國企業的資本結構高度依賴債務融資（主要體現為依賴銀行信貸），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在金融資產總規模中占據主體地位。這一切都表明，我國金融體系具有典型的銀行導向與政府干預特征，從而導致金融抑制程度較高。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有待進一步推進的當下，“大水漫灌”難以成為貨幣當局的選擇。
財政政策預計仍會成為本輪逆周期政策的重點，但是財政空間應該如何使用應考慮得更加精細精準。從理論上講，應對本次疫情沖擊性質的經濟緊縮，財政政策可以發揮更大作用。一是可以通過減稅降費、減租貼息切實為企業解決經營負擔；二是可以增加政府支出創造總需求；三是可以增加中長期投資（主要抓手是基礎設施特別是軟性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但是在當前時期，財政空間不斷逼仄，財政收入增長持續減少而支出剛性增長難以緩解的背景下，以上三個方面都值得探討。
一是單純強調減稅降費其實難以解決企業的所有問題，更多需要調整稅費的結構而不是總量性減稅，關鍵還是在于統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企業目前的負擔是制度成本、人力資源成本（用工成本）、稅費成本、利息支出成本共同作用形成的，難以通過單純減稅降費完全解決，這也是為何近兩年政府大手筆減稅降費而理論預期當中的“拉弗曲線”效應并不明顯的原因。假若各方面配套改革推進緩慢而片面強調減稅降費，則有可能陷入“添油戰術”的形式主義，不但難見實效，同時實際上國家財政將面臨難以持續的負擔。稅費負擔的減輕更應該考慮結構性調整，而不是總量性的減稅，因為總量性減稅明顯不可能長期持續，同時實際效果也并非最好。結構性調整比如，切實降低企業的非稅負擔（各種費的負擔）、適當進一步調整增值稅稅率以刺激制造業生產、進一步降低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以刺激消費等等辦法等。我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統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從理順中央與地方關系、預算制度、稅收制度等三方面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從而以改革應對全球危機，以改革促進國家發展，凝聚財力對抗風險。
二是增加政府支出、引導基建投資雖然短期會有一定效果，但是否會過度消耗政府加杠桿空間，更進一步形成“路徑依賴”，而造成重復建設、過度建設？或者說我們應該如何思考新時代的政府投資？最近，中央對新基建作出部署，輿論也廣泛熱議新基建與老基建的區別，這一方面反映了政策與市場層面均對投資穩增長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對各方對于新基建的期待也提示我們應當在財政的具體投資方向上多加考慮。
我們的研究表明，近年特別是2015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特別是制造業投資增長急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投資的邊際產出效率不斷遞減，其產出對GDP的貢獻也在不斷萎縮。我們建議在運用財政工具實施政府中長期投資以激發經濟活力方面，可以進一步開拓思路，以完善我國當前發展進步進程中仍亟待解決的一些短板為核心，展開廣義的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所謂廣義的國家基礎設施，不僅僅涵蓋狹義基礎設施所代表的硬件設施建設（包括傳統硬件和高科技硬件設施），更包括住房供給、公積金與養老金制度、科技研發、公共衛生與應急體制機制、現代金融體系等一系列軟性基礎設施。對工業領域，我們建議應加大對制造業的投入，鞏固和升級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應對本次全球疫情沖擊的過程中，既要著眼于短期經濟穩定，運用傳統的貨幣、財政政策工具，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盡量對沖經濟負面拖累。同時，更要寓穩增長于促改革，全面思考如何創新宏觀調節的邏輯和方式，從有效增加和解放居民可支配收入，激發長期社會消費與投資的活力。只有全面推進改革開放，才能在解決一系列體制機制問題的基礎上，實質性推進企業融資困難、企業負擔實質減輕、科技創新與自主技術發展等重大問題的解決。我們相信，只要直面這些重大問題，未來中國發展進步的美好前景仍然可期。（

以上是767股票知識網小編幫你收集整理關于“[t是什么意思]銀河首席劉鋒：全球疫情蔓延下的市場形勢如何研判？”的具體內容，了解更多[t是什么意思]，請關注767股票知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