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主力記者：余蕊均 攝影記者 張建 決策主力編輯：劉艷美
今天是農歷正月十二，按照習俗，十五一過，年就算過完了。這是一個特殊的新年，突如其來的疫情，改變了所有人的行程和計劃。
把時鐘撥回2020年1月23日，大年三十前一天，武漢迎來史無前例的封城。在城內留守的900萬市民，他們的生活仿佛離我們很近，社交媒體上、新聞中的各種“戰疫”現場，提醒著我們，這是一座城市里正在發生的事情。
但還有大多數人留在家中，除了采購生活物品和倒垃圾，連家門都不出，網絡上零碎的信息，拼湊不出一個完整的個體生活。他們過得怎么樣？日常生活能夠正常運轉嗎？心情又如何？
我們找到了兩位朋友，他們一個是疫情發生后，從外地去往武漢做報道的媒體人；一個是在外工作，回家過年，留守武漢的本地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視角，為我們還原疫情之下的武漢故事。
2月2日，張建抵達武漢，用鏡頭記錄這座深處疫情中心的城市。
看見與觸碰，把武漢如實地告訴更多人。
2月1日 星期六(002291)，成都小雨
武漢“封城”第十天。一大早接到報社電話，在了解了我和父母的身體狀況后，領導說，做好出發準備。
不用說去哪，都知道是武漢。
“好久 走 ？”
“很快。”
我知道，這次和以往任何一次出差都不一樣，沒有預期時間，作為獨子，父母又已年過七十，說沒有顧慮是假的。我戴上口罩，出門給父母又買了點口罩和米，叮囑他們千萬做好防護消毒。

一下午，都在做行前準備。最大的問題是買不到票。直達武漢肯定不行，經人指點，我們買了從成都東到上海虹橋的D354次列車，票面信息是到金寨。到那邊消毒怎么辦？好在鐵路方面確認我們的意圖后，同意我們每人帶1000毫升酒精上車。早知道，我應該再買點的。
晚上，爸媽問我，明天早上想吃點什么，我說，煎蛋面。
2月2日 星期天，武漢小雨
早上7點57分，車輪滾動。車廂里十來個人，沒有咳嗽聲，能清楚地聽見有人在聊視頻，關于今后的工作和即將到來的被隔離。

我們再次和列車員確認，這趟車在不在武漢停車。漢口站，雖然離報社和司機約定的武漢站還有20多公里，好歹也是到了！
下午將近5點，我們拿好設備準備下車，我能夠明顯感到大家都在打量我們。“現在反悔還來得及。”我忍不住問同行的年輕同事曹炳梵。他說，“走嘛，來都來了。”就這樣，我們昂首挺胸地進入了武漢界，與大部隊匯合。

2月3日 星期一，武漢晴
“要不要出去？”陌生的環境，邁出第一步是最難的，窗外的陽光“勾引”著我。
于是，我駕駛一輛鄂A牌照的汽車前往蔡甸區火神山醫院施工現場。一路很順暢，在最后一個檢查點，4位武漢同胞搭上了我的順風車。打開窗戶，交談起來，得知他們是從雷神山那邊過來的，屬于那種剛下“火線”又上“戰場”的一線工人。

不遠處，就是一天前已經交付軍方的醫院，但周邊沒有找到制高點，無法拍到。我很確信，一切神速都不是憑空得來，是他們，真的在負重前行。

離開火神山，趕往位于武昌區東湖路169號的中南醫院，3位同事已經穿好了防護服，在等我。可能是防護服有點蓬，以至于每個人的步伐都顯得有些沉重。

在急診大廳等待采訪對象時，恰巧聽到一位醫務人員說，“幫我掛個號，有個病人確診了”。疫情就在身邊。

一下午，我們都在跑醫院，協和、同濟、金銀潭。但由于沒有了防護服，我無法走得再近一些，看到有不少穿著防護服前來的市民，我想，到這個時候，沒有人會再掉以輕心。

2月4日 星期二 立春，武漢晴
早上，我被屋外“嗡嗡嗡”的聲音叫醒，一位身著防護服的人員在進行室外消毒。

緊鄰的馬路上，行人依舊稀少，如此安靜的城市，任何響動都足夠明顯。

我打電話給酒店前臺，請他們第二天不用再送稀飯。在外面跑，手臟，我們都盡量避免上廁所。
這一天，武漢宣布開建3處“方艙醫院”，我連忙趕往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不同顏色的制服，同樣忙碌的身影，為了1000張床位，大家都很拼。這種力量，讓人震撼。

晚上大概7點，我從其他地方返回會展中心，想探一探一天的建設進展。
因為上午來過，我徑直往扶梯走去，上二樓。此時，一群人從對面下來，中間是一位頭花發白的老太太，雖然戴著口罩，但我覺得是李 蘭娟 院士，來不及多想，我向她鞠了一躬。

今天有一個小插曲，我的讀卡器壞了，這對攝影記者來說，是極壞的情況。聯系上一位武漢本地的同行，他人也在一線，我開了40多公里，找到他，解決了Bug。
我們很早就認識，2008年地震時大家互相幫助，建立了一種“云友誼”。
他問我，什么時候走？
我說，總要等到解禁后吧。
他說，那時候，我們都健康了，一起喝頓酒再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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