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決定，大力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這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研究、親自謀劃、親自部署的重大戰略，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握大勢、統攬全局的遠見卓識，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布局，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在西部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打造內陸開放戰略高地，對于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和新時代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總書記在中國西部“畫了一個圈”，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歷史和現實的視角審視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精華地帶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東南有以深圳、廣州、香港為代表的珠三角經濟區，東部有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經濟區，華北有環渤海經濟區，也就是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和京津冀協同發展區域。深處祖國腹地的廣大內陸地區發展一直相對短板。
讓人高興的是，隨著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在中國西部形成了發展質量高、發展速度快的開放性經濟單元，中國西部地區尤其成渝地區，無論經濟規模還是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支撐作用都顯著增強。公開數據顯示，2018年四川和重慶的地區生產總值合計超過6萬億元。成渝城市群人口和經濟總量都分別占川渝兩地總和的90%左右。2014年，成渝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的5.49%，2018年這一比例提升至6.6%左右。
這樣的開放性經濟單位，對于四川來講，是“一干多支、五區協同”的發展格局；對于西部來講，就是最新確定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對于國家來講，就是“一帶一路”。目前，中國區域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處于中國經濟第一極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均為沿海地區，因此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還有更為重要的意義——作為長江上游的經濟圈，它是深入中國腹地的一個經濟板塊，是內陸開放的典型代表，支撐著中國內陸地區參與國際競爭，走到國際舞臺的最前沿。
雙城經濟圈的空間經濟學內涵
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早在1957年就提出未來支配空間經濟形式的不再是單一城市而是多中心的城市群。著名的齊普夫法則揭示了由于規模效應完全補償了邊際成本遞增，現代大城市的增長速度并不會比小城市慢這一基本事實。從國際經驗和全球發展趨勢看，經濟發展正加快從單個城市為主體向多個城市單元為主體、從單極化向多極化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模式轉變。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提出，抓住了中國西部區域發展的牛鼻子！成渝地區的發展從“成渝經濟區”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這是中國破解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生動實踐。成渝雙城經濟圈的空間經濟學內涵，就在于豐富、高質、綠色、可持續的增長，通過統籌發展，有效激發成渝地區產業、人口及各類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
例如，產業布局上，共建世界級產業集群，再如，探索在“西部金融中心”和“長江上游金融中心”中尋找平衡點，形成“差異化、雙中心”的區域金融格局，推動成渝地區金融產業在中西部地區形成強大的輻射力。
不確定環境下的確定性方向
當前，國際環境極其復雜，不確定性因素很多。國內發展，一方面要繼續搞好對外開放；另一方面要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從“向東是大海”式的開放過渡到“向西是高地”、“向東開放與向西開放并舉”的全面開放局面。在這樣的重心轉變中，西向開放，南向合作成為應有之義。比如交通方面，四川的航空發展率先突破，引領四川成為開放前沿；蓉歐快鐵等國際運力上升，提升了對外開放能級。重慶、四川利用內陸新通道規劃建設，未來的“水陸空”齊頭并進，成渝地區的現代化交通“合力”將改變西部的區位能勢，使得在不確定經濟環境下成渝地區經濟向好。種種跡象表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建設，使東部和西部可以實現高水平的協同發展。
在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情況下，錨定全域開放、錨定繼續開放、錨定東部西部同頻開放、錨定對內對外立體開放，從而增加我們發展的確定性。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就表明在不確定的外部環境下，我們發展的確定性。
協同、協力、協進的美好未來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圈”一畫，引起高度反響。既引起內部動能的激發，也引起了外部投資的目光。對內與對外的生產要素激活正在加速推進。
已有消息表明，成渝兩地的國資國企已經率先行動起來，著手謀劃重點項目合作。而許多機構也開始謀篇布局新的西部發展，共同推動建設“全國影響力的重要經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改革開放新高地、高品質生活宜居地”。
一子落，全盤活。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之妙，“妙”在中國西部兩個國家級中心城市珠聯璧合，“妙”在成渝協同、協力、協進，共創美好未來，最終實現四川受益、重慶受益、西部受益、國家受益。
作者：西南財經大學西財智庫首席研究員 湯繼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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