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年醞釀，去年距離萬億級城市僅差臨門一腳的佛山，終于邁過了這道坎。
1月1日，佛山市市長朱偉在元旦獻詞中透露，2019年，佛山認真貫徹落實穩增長政策措施，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突破萬億元大關，經濟綜合實力邁上新臺階。
值得注意的是，除佛山外，萬億城市“后備軍”能否在今年“轉正”尚且存疑。
根據各城市第三季度GDP情況，緊隨佛山的濟南達到7189億元，按照3/4計算難以突破1萬億大關。此后的泉州、南通、東莞、西安等市在經濟體量和增速上均不敵濟南。
若佛山是今年唯一的“晉位者”，那么，其能為萬億級城市現有格局帶來何種變化？
首先，隨著佛山突破萬億元大關，廣州與佛山首次成為“雙萬億”的同城化城市組合。雖然同城化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地區的選擇，但像廣佛這樣的“雙萬億”組合在全國仍舊十分鮮見。
而從省級層面來說，在2019年之前，全國僅有江蘇省有三座萬億級城市 南京、蘇州、無錫 。佛山GDP突破萬億，也讓廣東成為第二個實現這一成績的省份。
佛山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代表力量之一。國家制造強國建設戰略咨詢委委員徐佳賓曾指出，中國制造不太可能整體實現升遷，只會“局部區域突圍，以星火之勢燎原”，而佛山就是率先突圍的城市之一。
基于此，有人認為，佛山進入“萬億級城市俱樂部”，標志著強大的服務業不是衡量城市的必要條件，中國城市發展路徑正在走向多元化。
制造業大市
今年9月，互聯網之都杭州再度向“制造業強市”發起沖擊，讓不少人開始反思制造業對城市的重要性。
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大城市因提供服務而存在。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陸銘指出，越是富有的國家，知識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人才流入、企業聚集成為大城市的核心，而各類服務業則是基礎性條件。
服務業高速發展的另一面則是，城市土地、人力等各種資源的成本大幅上升，對成本更為敏感的制造業不得不外遷。即便制造業產業鏈高度發達的深圳，亦不得不面對華為將研發部門遷至東莞的命運。
大城市的制造業瓶頸，似乎并未在佛山奏效。
作為傳統工業大市，佛山從未偏離制造業推動城市發展的路線。
直到去年底，佛山三次產業結構為1.5：56.5：42.0，第二產業占比仍高達56.5%。在萬億級城市俱樂部中，同為制造業大市的寧波，第二產業占比也僅為51.3%，其余城市該數據均低于50%。
在二產遠高過三產的現狀下，佛山制造業增長仍然亮眼。作為國家制造業轉型升級綜合改革試點，2019年前10月，佛山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3%，這一速度在同樣經濟體量的城市中也不多見。
佛山制造業增長動力何在？不妨看看佛山制造業的詳細構成。
明清時期，佛山就形成了以陶瓷、紡織、鑄造、醫藥四大行業為主的制造業支撐型經濟。
到現在，在經歷過能源荒、環保風暴等多重夾擊，佛山形成了以紡織、印染、鋁型材、家電、家具等為優勢產業的制造業格局。輕工業是佛山制造業為外界所知的重要名片。
前不久，佛山市委書記魯毅提到，佛山將做大做優裝備制造和泛家居2個超萬億的產業集群，推動裝備產業向自動化、智能化方向提升，并做強做精汽車及新能源、軍民融合及電子信息2個沖五千億的產業集群，加快推動新能源汽車及零配件制造發展。
大量的民營企業撐起了佛山的制造業底盤。
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佛山市共有市場主體72萬戶，其中民營市場主體69萬戶，占比96%；民營經濟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62.5%，對全市工業增長貢獻率達80.1%。據媒體報道，在佛山的企業中，95%以上都是中小企業。
與東莞等以承接外來制造業轉移、代工貼牌生產為主的制造業城市不同，經歷了從無到有的本土企業是佛山制造業的招牌。
截至2018年底，佛山市境內外上市公司總數達到58家，在廣東省內排名第三。這一發展模式，被佛山市長朱偉總結為“內源型增長”，“根植性和穩定性較強”。
強鎮帶動強市
經濟總量已破萬億的佛山，為何能夠保住制造業的火種？
一個曾在廣州居住過的朋友告訴城叔，與新建工業園區廠房林立、居住區明顯為了廠區配套而存在的形態不同，在他看來，佛山南海和順德這兩個最重要的工業區仍然保持了村鎮工業的基本面貌。
中國 深圳 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李津逵指出，作為中國兩個制造業重要區域，長三角與珠三角有著不同的發展模式。長三角是縣域經濟，珠三角是鎮域經濟。
比如，在無錫，城市和村鎮有著明顯的區別，仍然存在一個城市的概念；但在佛山，幾乎不存在“城市”，而是一個由鄉鎮組成的“鄉鎮群”或者“鄉鎮網”，“城鄉一體”的情形在這里更為明顯。
這種關系在城市經濟分布上尤為突出。以2018年的GDP為例，靠南的順德和南海兩區GDP分別為3163.93億和2809億元，而居于中心位置的禪城區GDP則排在其后，僅為1855.06億元。
強大的鎮域經濟甚至對城市的發展帶來了限制。為帶動中心城區發展，佛山曾舉全市之力打造佛山新城，后稱東平新城，再稱中德產業園，但到現在為止，效果似乎尚未達到預期。
此外，佛山曾為推動市場經濟發展而將部分政府權利下沉到村鎮最基層的政策，也并沒有沖抵增加一個行政層級帶來的效率損失，而讓南海、順德缺乏對其的認同感。
但反過來，鄉鎮資源調動能力的提升，恰為制造業發展提供了合適的土壤。
上世紀7、80年代，改革開放的利好以及“三來一補”政策，讓散布在福建、廣東等沿海省份的鄉鎮成為承接外來制造業企業的落腳點。
這一波創業浪潮下，在仿制日本、香港等制造業技術的基礎上，大量鄉鎮企業在佛山誕生。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美的、格蘭仕等如今的名牌企業在不同的鄉鎮生根發芽。
數據顯示，1989年，全國公布的十大鄉鎮企業中，6個來自佛山。
李津逵說，直到現在，位于南海、順德的鄉鎮依然保持著“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制造業形態，大量小型配套企業立足于村級工業園。“這些村級工業園成本低、土地利用效率低等問題都存在，但關鍵是，此前它們能維持較低的制造成本。未來它們經過改造會成為新業態的絕佳載體。”
事實上，直到現在，成本也是佛山發展制造業的重要優勢。去年下半年，佛山市長朱偉再次提及，佛山制造正受到高端制造業回流、勞動密集型行業向東南亞等成本更低地方流動的雙重擠壓，因此，要把佛山打造成制造業“綜合成本洼地”。
去年，他為佛山定下的目標是，進一步減費降稅180億元，并且在用電用氣方面繼續補貼。
小城大灣區
無論是以制造業為發展的最大動能，還是將鄉鎮作為發展的主要載體，佛山足夠稱得上萬億級城市中的“另類”——在佛山之前，僅蘇州、無錫與此類似。在城市紛紛發力制造業的當下，佛山能否成為一種效仿的范本？
李津逵認為，佛山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城市，而是以“鄉鎮網”組織的城市連綿帶，這種模式是珠三角自然與經濟地理特點決定的。正因為此，佛山不可能也不應當強行依照其他大城市的發展模式，人為打造一個首位度很高的中心城區。這同時也意味著，佛山可以充分利用穗港深的優勢，不一定打造出一個占比很大的服務業。
一個原因是，珠三角內部的城市合作模式讓佛山能夠“淡化”一部分城市功能。
城叔曾與多個專家進行過探討。他們一致的感受是，也許在政府和政策層面還存在一些障礙，但在市場、民間層面，合作機制早已在廣佛、深莞惠等城市間形成。
以佛山為例，正是因為廣州、深圳、香港等城市高度發達的服務業，讓佛山很難再發展本土的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相反，與這些城市合作可能更方便、也更有利于佛山制造業的發展。
事實也是如此。有佛山本地企業家就注意到，佛山位于廣州金融機構的輻射圈內，在廣州的影響下，佛山金融業發展十分受限。
這與去年1月發布的《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佛山攻略》研究報告的發現一致——“佛山的工業增加值約占GDP六成，而金融業增加值僅占4%，全市800家金融機構很難為實體經濟提供全方位支持。”
鎮域經濟的發展模式則進一步深化了這種合作模式。如李津逵所說，廣深港的“大樹”之下，佛山的“城鎮群”恰如一叢叢“碧螺春”。
可以說，佛山制造業的成功很難脫離珠三角的市場環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灣區城市群的不斷加碼，也將有利于佛山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
近年來，制造業轉型升級一直是佛山內部熱議的話題。今年10月接受媒體采訪時，佛山市市長朱偉再次直陳，盡管佛山產業轉型升級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僅就制造業本身來看，產業結構不優、新舊動能轉換總體不暢的問題依舊存在。具體而言，“新產業新動能規模偏小，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不夠突出。”
“現在，佛山到廣州、香港已經非常方便了，這么多年順德、南海以至佛山的發展靠的就是廣州、香港提供的服務。”李津逵說，“未來如果再打通了珠江東西兩岸的產業聯系，深圳發展創新企業的優勢將與順德南海制造業形成互補。通過在灣區內部自洽和耦合，對于佛山未來的產業轉型還將發揮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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