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良成 “一國兩制”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內存在著三個稅區和三種貨幣，這也意味著，若想成為繼世界三大著名灣區——美國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之后的又一大世界級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必須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特色發展道路。
在此背景下，12月25日，在“成都經濟發展研討會2019——世界級城市群建設路徑與成渝城市群雙核聯動發展”上，中國 深圳 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武良成認為，要發揮粵港澳三地差異化優勢，促進各類要素自由流動，發揮協同效應。
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強化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培育創新發動機，成為中國參與全球化下半場競爭的重要陣地。在武良成看來，港深是粵港澳大灣區重要一極。關鍵是，如何做好深港“雙子城”融合發展這篇文章？
根據武良成的研究，當前深港融合已經實現跨境生活常態化。往來內地的居港人士中，近70% 超過23萬人次/日 目的地是深圳，內地赴港旅客近60% 約7.5萬人次/日 來自深圳。“世界上沒有兩個城市之間如深港一樣，跨境往來成為工作生活的常態，兩地居民的活動半徑彼此覆蓋。”他說。
而在他看來，當香港加上深圳，則成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大城市群的“雙渦輪發動機”。
例如，深圳產業鏈擴展的外溢功能，能夠與香港金融投資輻射功能互相配合，深圳內向拓展與香港外向跳板能夠實現互相銜接、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代表的深圳制造和以工商業支援服務為代表的香港服務能夠實現相輔相成等。
在如何構建跨區域合作協調機制方面，武良成列舉了四種模式：一是中央 行政 政府主導型的協調機制，二是地方 行政 政府聯盟式的協調機制，三是立法 法律 保障的協調機制，四是智庫 NGO 參與的協調機制。
在深港合作過程中，兩地人員往來，會面臨很多問題。比如交通、學習、港澳人士到深圳購房、就業問題等等。”武良成表示，由于面對的是不同體制，就需要在溝通協調模式上，建立起一種從上到下再到上的協調機制。
“制度之間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都不一樣，有的是土地層面的問題，有的是貨幣層面的問題。”他舉例說，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只有落到“地下”，碰到具體問題了，才能掉過頭來尋求解決的辦法。“所有的事情都要是摳到最細、哪個地方不融合就需要找方法。”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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