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安排，作為資本市場根本大法的《證券法》將提交于12月23日到28日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由于在此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別于2015年4月、2017年4月、2019年4月對《證券法》修訂草案進行了三次審議，因此，此番對《證券法》修訂草案的第四次審議，將有可能通過《證券法》修訂草案。所以，《證券法》的“四讀”備受市場各方的關注。
現行的《證券法》是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的，至今已有14年之久了。而這14年來，中國資本市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目前《證券法》要修改的內容有很多。但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提高違法犯罪的成本，加大對違法犯罪的懲治力度。對于這一點，目前在市場上已經形成共識。

畢竟這個問題在目前的市場上表現得太過于突出。比如，對各種違法犯罪行為，頂格處罰僅有60萬元。而一些違法犯罪行為，給投資者利益帶來的損害數以億計、十億計，而違法犯罪者或其關聯人士所得到的利益也是數千萬計，或數以億計，監管部門也是重拳出擊，發誓要嚴懲違法犯罪行為，但最終落實到罰款金額上面就只有區區的60萬元，監管的皮鞭高高舉起，罰款輕輕落下，監管的權威性因此大打折扣，甚至就連監管的成本都沒有收回來。這樣的處罰力度顯然成了妨礙市場健康發展的因素，并導致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源源不斷地發生。因此，要打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就必須加大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力度，提高違法犯罪的成本。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共識，所以在《證券法》“三讀”過后，對違法犯罪的懲治力度確實有了很大的提高。以欺詐發行為例，現行《證券法》規定：發行人不符合發行條件，以欺騙手段騙取發行核準，尚未發行證券的，處以30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的罰款；已經發行證券的，處以非法所募資金金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罰款。
而修訂草案修改為：發行人不符合發行條件，以欺騙手段騙取發行核準、注冊，尚未發行證券的，處以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的罰款；已經發行證券的，處以非法所募資金金額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頂格處罰從60萬元，到1000萬元，處罰力度翻了近17倍。又比如，關于信披違規，現行處罰標準是30-60萬元，新版修改為，未按規定進行信披處罰標準為20-200萬元，而信披中有虛假陳述行為的，處罰標準為50-500萬元。
從上述修改中不難看出，《證券法》“三讀”之后，確實加大了對違法違規行為懲治的力度。但這樣的懲治力度顯然還不夠。一是下限的設置有些偏低。如尚未發行證券的，罰款下限是100萬元，這個就沒有任何的震懾力了。而信披違規的下限居然從30萬元下降到了20萬元，這顯然是不妥當的。二是上限的額度未必夠用，很大程度上達不到嚴懲的效果。比如信披中的虛假陳述，上限為500萬元，這與其可能帶來的利益相比，很大程度上偏低了。
加大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力度這是各方面的共識，但懲治力度加大到怎樣的程度，這應該要遵循兩個最基本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不能讓違法犯罪者有利可圖，如果通過違法犯罪，當事人哪怕是受到了懲處，但仍然有利可圖，這樣的處罰就算不上是處罰，而是對違法犯罪行為的縱容。各種違法犯罪行為也會因此而源源不斷地發生。第二個原則就是要讓違法犯罪者在無利可圖的基礎上付出一定的代價。只有讓違法犯罪者付出了代價，這才談得上是一種懲處。對違法犯罪者實行罰沒款項，就是這個意思。既要沒收違法所得，同時還要追加罰款。所體現出來的就是這兩大原則。
也正因如此，對于違法犯罪行為的懲處，本人的建議是只設下限，而不設上限。下限的設置必須是高起點，比如對個人違法犯罪的罰款起點是100萬元，對單位罰款的起點是500萬元，而最終的罰款金額視違法犯罪的情節來確定。這樣的處罰顯然更有利于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給后來者以震懾力。
當然，對于違法犯罪行為，僅僅只是罰款還是不夠的，給投資者帶來損失的，必須賠償投資者損失。構成刑事犯罪的，還必須追究其刑事責任，該坐牢的就應送其坐牢。而且在追究刑事責任方面也應加大懲治力度，對于欺詐發行這種重大違法行為，其主要責任人就應該把牢底坐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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