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旭田,何中夫 北京報道
是否“保6”繼續引發爭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夕，明年經濟是否要“保6”引發經濟學界諸多爭論。
今年3季度中國GDP放緩至6.0%，觸及今年GDP增長目標區間的下限，創下了1992年季度GDP數字開始發布以來的最低值，而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明年的經濟增速對于實現“兩個翻番”意義重大。
多位受訪專家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今年中國經濟有望維持在6.2%左右，明年經濟增長目標可能定在6.0%左右，由于第四次經濟普查將2018年GDP增加了1.89萬億，中國在明年如期完成“兩個翻番”目標并不困難，明年增速目標也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不容否認的是，明年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的壓力：一方面外部環境異常復雜、嚴峻，世界經濟低迷，經貿摩擦持續；另一方面，國內需求不足，結構性矛盾問題突出。而今年人均收入有望破一萬美元的中國正面臨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這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
分析認為，基于穩增長需要，明年需要在逆周期調控上進一步發力，赤字率可能提高到3.0%，貨幣政策也有寬松的空間，中國有望進一步減稅降費，加碼基建，促進消費。
不過，中國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上騰挪的空間都很有限，不太可能使用大水漫灌的刺激性政策。中國越來越重視高質量的發展，通過改革打破壟斷，加快混改，擴大開放，從而調動民間投資和外商投資的積極性，或是明年的政策選項。
“兩個翻番”壓力不大，下一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2月9日，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今年前三季度中國GDP增長6.2%，盡管第三季度降至6.0%，但四季度的GDP有可能略有回升，“近期PMI等先行指標出現了回暖的跡象，逆周期調節政策也在持續發力，四季度經濟可能略好于三季度，全年GDP有望維持在6.2%的水平?！?br/> 他基于此預測，明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可能是6.0%左右，“原來沒考慮經濟普查的因素，三季度只有6.0%，不少人都很擔心，因為按照原來的估算，今明兩年必須達到6.2%才可以實現‘兩個翻番’的奮斗目標，這存在一定壓力。然而，第四次經濟普查把2018年GDP的規模補回來近1.9萬億，那么明年實現‘兩個翻番’的目標并不困難，明年增速也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6%左右即可，低一點也無妨?！?br/> 他表示，假如今年GDP增長6.2%，明年經濟增長只要在5.6%以上就可以實現兩個翻一番的奮斗目標。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犁同樣認為，明年經濟增長的目標可能定在6%左右。
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第四次經濟普查之前，我傾向于認為明年必須‘保6’，這是個底線，否則就完不成翻番的任務；不過第四次經普中，去年GDP增加了近1.9萬億元，與2018年初步核算數900309億元相比增加了2.1%，所以我認為，明年目標定在6%左右即可，即便經濟慣性地下跌一點，只要低于6%不會太多，就不會影響翻番目標的實現。”
徐洪才強調，盡管明年的目標可能是6%左右，但在實際運行之中應盡可能“保6”，“從長遠看，中國經濟并非完成‘兩個翻番’就完事了，這一目標明年肯定沒問題，之所以要‘保6’，是因為未來數年間，中國要力爭順利邁過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紹，根據最新數據，去年中國GDP已達92萬億元，人均GDP已超過9700美元，今年中國GDP突破100萬億，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將是大概率事件，而根據世界銀行設定的標準，人均GDP超過1.3萬美元，就進入了高收入國家行列。
徐洪才表示，實現“兩個翻番”之后，2025年將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中國有望在6年之后GDP增長至少30%，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1.3萬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
在他看來，這并不容易，一方面，上述標準是以美元計價的，而中國GDP是以人民幣計價的，近年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較大，如果人民幣出現貶值，則會拉長與這一目標的距離。
另一方面，隨著資源環境可承受能力達到了臨界點，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發展更加注重單位GDP能源消耗、碳排放等質量效益的目標。
比如，根據巴黎氣候協定，中國承諾到2030年達到碳排放的峰值，所以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正在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也在不斷轉型升級，結構改革的任務亦很艱巨。
內需或進一步發力，亟待提升投資效率
在牛犁看來，當前中國經濟仍面臨著不小的壓力，一方面，外部環境異常復雜、嚴峻，世界經濟仍看不出好轉的跡象；歐美日經濟都出現明顯回落，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另一方面，國內仍然有許多短期的突出問題和矛盾有待解決，新舊動能轉換、經濟增長速度換擋仍在持續。
徐洪才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正在轉變，過去過多依賴投資、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已經不可持續；從人口結構上看，老齡化社會正加速來臨，新生嬰兒出生數量明顯下降，在此背景下，應加倍努力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防止經濟出現過快回落。
他表示，今年中國經濟增長中，外需扮演了一定的拉動作用，外貿順差是擴大的 在此之前外貿順差連續多年縮小 ，順差有可能達到3800億美元，但他認為這并不是好消息，而是一種衰退性的順差。
“這種擴大不是因為我們出口增長很強勁，而是因為進口增長很疲弱，也就是出口弱，進口更弱，預計明年就很難持續，明年已不能指望外貿順差對經濟有正的貢獻，如果投資、消費依然如此疲弱，明年經濟下行的壓力就會更大，中國經濟要維持在6%左右，必須在內需上多加一把力?！?br/> 他認為，中國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發揮投資在穩增長當中的關鍵性作用。一方面要保持房地產投資和消費的相對穩定，后者在經濟增長中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提振低迷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制造業投資。
徐洪才表示，明年赤字騰挪的空間有可能提高到3.0%，中國將進一步減稅降費，同時，基建有望進一步加碼，中國有可能適度擴大財政支出，不過這一幅度不會太大。
他指出，中國經濟的逆周期調節不會再搞大規模的刺激計劃，未來投資必須“把好鋼用在刀刃上”，提高投資的效率，優化投資的結構，避免產生新的產能過剩。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時，更需要通過改革，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比如打破一些行業的壟斷，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從而調動民間投資和外商投資的積極性，而這兩者目前都面臨著不小的壓力。
民間投資在過去幾年間出現了下滑，投資信心不足，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背景下，金融機構的“惜貸”和“拒貸”等順周期行為仍在持續，民企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十分嚴峻。
外商投資也面臨著雙重壓力，一方面外部貿易摩擦不斷升級，部分產品被課以關稅；另一方面，國內用工、土地等要素成本也持續攀升。
徐洪才認為，逆周期調節對穩增長是必要的，但中國經濟中長期的增長還是需要通過改革，提升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在此過程中，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與新舊動能轉換，而這需要一個過程。
貨幣寬松空間有限，大規模刺激不現實
如今，消費已經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首要動能。不過，由于消費增速趨于下行，其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也有邊際減弱的跡象，其中汽車消費更是持續低迷。
徐洪才表示，最近幾年居民消費杠桿率持續上升，已積累了不少風險。他表示穩消費的關鍵在于提升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做大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這不僅能為提振消費提供支撐，更是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鑰匙。
貨幣政策方面，徐洪才表示，10月末,廣義貨幣 M2 增速為8.4%，這是一個相對穩健的水平，未來適度的寬松也有一定空間，他認為，不超過9%的M2都是可以接受的，而0.5個百分點的寬松力度已是合理區間的極限。
在他看來，即便保持現有的貨幣投放速度不變，隨著經濟的逐步下行，實際上也能形成寬松的貨幣投放。
牛犁認為，當前貨幣政策的取向應注意分析物價的結構性特征。一方面，CPI創逾7年來新高,其中,豬肉價格是推動物價漲幅擴大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PPI持續下行。
他認為，豬肉價格受非洲豬瘟、生豬存欄等偶發因素與周期性因素的影響，是特殊情況，不必過于擔心通脹。目前中國總供給與總需求是平衡的，只要糧價穩住，就不會發生明顯的通貨膨脹；而工業品方面，幾乎各個領域的供應都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也不必擔心價格大幅上漲。
牛犁指出，若不包含食品和能源，核心CPI同比增速自2018年初2.5%的高位就震蕩下行，2019年初為1.9%，10月為1.5%，貨幣政策不必過度關注異常升高的CPI數據。
徐洪才則指出，對于CPI的快速上漲，應通過多養豬、增加供給來緩解；對于持續低迷的PPI，需要通過擴大需求來解決。貨幣政策有一定空間，但大規模的刺激并不現實。
牛犁也持同樣觀點。他認為，中國近年來越來越重視高質量的發展，后者顯然不是通過大水漫灌獲得的。
對于有些經濟學家提出的，明年經濟低于6%是否會影響就業的問題，牛犁認為，經濟略低于6%并不會造成嚴重的就業問題，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結構中，服務業比重持續上升，服務業每單位GDP拉動就業的潛力要比第一、第二產業多得多。
“今年美國失業率創下近60年來的新低，只有3.5%；日本更是降至2.2%，創下26年來新低；但前三季度兩者經濟增速只有2.3%和0.9%；這跟發展階段、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有關系，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也已超過半壁江山，完成全年1100萬就業的目標任務并不困難，這并非‘保6’的充分原因。”牛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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