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CF40 主辦、浙商銀行獨家支持的《2019·徑山報告》在杭州發布，主題是“以金融創新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來自該報告課題組的黃益平、肖鋼等重磅專家對當前金融如何通過創新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問題進行了全方位和深層次的研究，從資本市場化、數字金融、銀行轉型、影子銀行治理、人民幣國際化等視角提出了政策建議。
這是CF40連續第三年發布《徑山報告》，從2017年的“金融開放”、2018年的“金融改革”到2019年的“金融創新”，《徑山報告》的關鍵詞也反映了當前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迫切任務。
資本需要足夠耐心，2019徑山報告聚焦金融創新
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四十年以后，中國經濟迎來了一系列重大的轉折。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認為，未來30年，中國經濟發展將面臨三個比較大的挑戰：低成本優勢喪失；人口老齡化；全球化的趨勢發生一些轉變，會對經濟增長模式帶來挑戰，未來中國經濟能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取決于經濟增長模式能否平穩地從要素投入型過渡到創新驅動型。
黃益平認為，從三個方面來看，當前一些實體部門的金融服務需求還有待滿足：“一是，人口老齡化、儲蓄率下降，對于資產性需求越來越高，缺少合理可靠的投資渠道；二是，對于輕資產的小微企業，尤其是創新型的企業，他們的融資服務需求沒有得到充分的滿足；三是，政府缺乏恰當的市場與工具去籌集大量的資金支持公共服務。”
為什么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會遇到一些難題？黃益平提到，創新活動往往周期長、不確定性大、失敗率高，這是金融創新需要解決的事情。從大方向來看，黃益平認為至少有三方面需要考慮：“1、資本需要更足夠的耐心。2、適應創新的風險管理模式。相比過去的制造業擴張，未來不確定性有更大的創新風險管理，需要有新的辦法。3、對投資者需要能夠容忍適度的失敗。如果你想投資創新，又是百分之百保險，比較困難。”
增長模式轉型要求金融模式轉型。《2019·徑山報告》指出，高質量金融體系的基本條件是合理配置金融資源、有效管控金融風險，為企業、客戶和政府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商業銀行不太擅長支持輕資產的創新型企業，也很難提供大規模的投資渠道，形成了事實上的金融供給與需求嚴重不匹配、競爭激烈與服務不足并存。
黃益平介紹，徑山報告專家課題組從當前金融如何通過創新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問題進行了全方位和深層次的研究，從資本市場化、數字金融、銀行轉型、影子銀行治理、人民幣國際化等視角提出了政策建議。
2019·徑山報告八條政策建議
1、需要營造一個更好的支持創新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環境，尤其是市場出清僵尸企業。如果沒有競爭，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面臨的風險不一樣，融資環境必然不太一樣。如果僵尸企業不能出清，我們如何承受風險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市場紀律要加強，對知識產權要保護，要有一個更好的責權區分。如此，才能有一個好的創新環境，在此基礎上也才能談得上金融創新。
2、積極構建適合支持經濟高質量增長的“最優金融結構”，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推動金融機構更好地為創新活動和中小企業服務。提供良好的金融環境與基礎設施，包括落實競爭中性、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建設良好的信用體系。
3、減少政府對資本市場的直接“管控”，降低政策不確定性。加大系統性的市場開放，引進更多的機構投資者。提高資本的耐心，在明晰責任的前提下培育“容忍失敗”的創新環境，為創新型企業提供更加豐富的金融工具、激勵機制和制度安排。
4、進一步探索銀行與資本市場的聯動，推動服務模式向“商行+投行”轉型。利用軟信息，深耕小微企業客戶群。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創新風控手段，建設開放銀行。設立支持科技創新企業與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性銀行。
5、把握好整頓影子銀行的節奏與力度，減少催生影子銀行的政策扭曲，對各類資管產品的監管標準要統一，減少監管套利。加強私募股權凈值型產品的銷售，增加市場的長期資金。鼓勵金融機構提升整體資產組合的風險監控與風險管理能力。
6、盡快實現監管全覆蓋，規范數字金融業務模式與行為。積極平衡大數據收益與個人隱私、大科技公司效率與壟斷之間的關系，并推動智能手機、大數據與云計算在整個金融部門中的穩健運用，支持創新驅動的經濟高質量發展。
7、將人民幣國際化作為中國金融開放之錨，構建透明、穩健的貨幣政策框架與匯率體制，從正面清單管理向負面清單管理轉變，構建合理的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體系。大力加強人民幣的計價功能。
8、構建適應金融創新的監管體制，平衡創新與穩定之間的關系。適應金融創新跨行業、跨區域、新技術的業務特征，加強監管協調、功能監管與監管科技。在監管政策的執行中，要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一再重演。
影子銀行整頓需把握節奏與力度
一方面，影子銀行為實體經濟提供了金融服務，彌補了正規金融部門服務的不足。但另一方面，影子銀行規避監管，一些交易人為地 放大金融風險，確實給金融穩定造成較大的隱患。分析中國的影子銀行，要兩個方面放在一起看。 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在介紹所負責《中國影子銀行的治理與創新》分報告時表示。
報告指出，銀子銀行確實造成了不少風險，包括資源錯配風險、資金空轉風險、期限錯配風險和剛性兌付風險等。大量的資金流向了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企業以及“兩高一剩”行業，助長了盲目投資和 產能過剩現象。為了規避監管，理財產品往往“多層嵌套”、“層層包裝”，甚至“脫實向虛”， 增加了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
正因為此，2017 年以來，資管新規及一系列的金融嚴監管政策出臺，其目的也是為了化解金 融風險。目前看這些政策已經初步見效。2018 年末銀行非保本理財產品的余額為 22.04 萬億元，與 2017 年末的 22.17 萬億元和 2016 年末的 23.11 萬億元相比，穩中有降。影子銀行資金的回表，一 方面規范了過去影子銀行資金體外循環、脫實向虛、逃避監管等問題，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正規金融 渠道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指出，對影子銀行“一刀切”的做法，沒有很好地將影子銀行規避監管、誘發風險的屬性與服務實體經濟、彌補正規融資渠道不足的屬性區別開來。 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一定程度上抬升了整個社會的融資成本，沖擊了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
肖鋼介紹，在影子銀行治理方面，報告提出六個方面的政策建議，一是要把握好整頓影子銀行的節奏和力度，二是統一對各種資管產品的監管標準，減少監管套利；三是加強私募股權型凈值型產品銷售，增加市場長期資金；四是提升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五是加強對結構性存款的管理，制定相關規則，實現有法可依；六是加快推進金融體系改革，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探索“最優金融結構”，中小銀行做好差異化服務
“從新結構角度來講，還是結構性問題占主導，2006年到2011年的信貸數據發現，國有大型銀行每增加1塊錢信貸投資，對中小微企業發放信貸只有1分錢。股份制商業銀行每增加1塊錢信貸投資，對中小微企業有1毛錢。而城商行是2毛錢，農村金融機構是2毛5分。我們認為中國中小型銀行發展雖然比過去有很好的進步，但未來還需要繼續發展。發展方向不再是大銀行轉型，扎根本地，根據它的稟賦特點、產業結構、金融需求特點做好服務當地的工作。”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付才輝代表CF40學術顧問、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團隊分享了其報告《金融創新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
該報告提出“最優金融結構”概念與有為政府的邊界，認為對思考中國需要什么樣的金融創新有重要啟示，即不同經濟體、不同發展階段的最優金融結構可能是不一樣的：從大的方向上看，在中小企業主導經濟的時候，多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可能是有益的。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可能應該更多地關注機構的功能而不是機構的形態。因此，最優金融結構要關注金融機構的組成結構，但更需要關注金融機構的實際功能。
付才輝認為，為什么現階段我們還存在著金融支持高質量發展、支持中小微企業的那么多問題，重要的原因是金融結構性矛盾還存在。從新結構的角度來講，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特色”體現在中國現階段，由稟賦結構所決定的產業結構對金融結構需求的特色，要對它進行改革的特色，要看需求特色在什么地方，改革特色在哪些地方。
不能用傳統績效工資激勵創新
“客觀上來講，我國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還有很多不適合技術創新的方面，所以我們希望在未來3-5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能夠建立起一整套金融生態、法律制度的環境，能夠讓它自我循環、自我運作起來，更好激勵技術創新。”CF40特邀嘉賓、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田軒分享了金融創新如何支持實體創新。
他介紹，從宏觀角度講，更加關注制度，金融市場化之后對技術創新正面作用明顯：更便宜的融資渠道、風險共享以及公司治理等機制逐漸完善。因此，這帶來的啟示就是要擴大開放金融市場，鼓勵國外機構投資者；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營造穩定的政策環境，保證一個宏觀上連續、完整、穩定的政策，給市場形成連續、穩定、完整的預期；建立一個創新的生態系統，形成一個協同區域效益。
具體到中觀市場層面上來講，他分享，更加考慮對于失敗的容忍，不能用傳統績效工資激勵創新；同時政府在培育高質量創新當中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破產制度，把創業者個人資產和投資進行相應地隔離，這也是對失敗能更高的容忍。
最后在微觀層面，他提到，更加關注金融工具，強調企業風險投資，和企業風險投資對應的是傳統意義上dl的風險投資，對于企業長期創新作用明顯。
他提到，綜合來講，宏觀的制度、中觀金融市場，還有微觀企業的戰略，要打成一個組合拳，形成一個生態系統，才能夠更好地激勵企業的技術創新。
數字金融應實現監管全覆蓋
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黃卓分享了題為《數字金融創新促進高質量經濟增長》的報告。黃卓表示，中國數字金融的快速成長在邏輯上與影子銀行的擴張有許多相似之處，一方面，傳統金融部門存在許多供給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在服務小微企業與低收入人群的普惠領域；另一方面，基于這些業務形態為實體經濟提供了真實的金融服務，監管采取了相對容忍的態度。
報告指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的數字金融業務都還處于幼稚產業的狀態，遠未成熟。第一，不少數字金融業務剛剛經歷過野蠻生長的階段，這些業務形態是不是真的有長期的生命力，還有待觀察。第二，中國的數字金融尚未經歷過完整的金融周期的考驗。第三，數字金融對金融體系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的分析與理解。
黃卓表示，當前的中國數字金融正在從過去的野蠻生長走向新的2.0時代，而這個新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征應該是監管全覆蓋，需要有明確的進入門檻，設置具體的資質要求，同時規定穩健的運行規則。在這樣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很可能會出現擅長做金融的專注做金融、而擅長做技術的專注做技術的局面。未來也許傳統的金融機構會在數字金融領域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一些互聯網公司可以專注為金融決策提供技術解決方案，但不一定要親自去提供金融產品或者服務。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切忌拔苗助長
“凡是需要用于支持人民幣國際化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說金融開放、比如說國內外政策透明、接軌、穩健等，這些人民幣國際化所需要的經濟金融政策環境恰恰也是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所需要的，所以我們認為這兩個是完全可以契合在一起。這樣看來，現在人民幣國際化再出發，既是從推動金融開放的角度來看，同時對于支持高質量經濟發展也非常重要。”黃益平表示。
黃益平認為，如果把2009年作為人民幣加速國際化的起點，過去這十年來已經取得了許多了不起的成績，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支付、儲值和計價的功能都有了很大的拓展，人民幣離岸市場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特別提款權 SDR 籃子更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就。但過去十年的歷程中起伏也很明顯，尤其是在2015年中之后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頭。
報告指出，人民幣國際化再出發，符合中國構架全面開放的新格局的大方向，也可以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可以考慮把人民幣國際化再出發當作推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
“但在推進的過程中，需要量力而行，適合走多遠就走多遠，切忌拔苗助長。其實應該把政策的重點放在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必要的條件上。”黃益平表示，可以參照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推進改革、創造條件。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改革應該盡快提上議事日程，匯率不靈活，將來說不定還會對人民幣國際化造成掣肘。與此同時，還應該采取適當的步驟防范風險、支持金融穩定。
浙商銀行平臺化轉型樣本
在回應課題組“商業銀行如何通過轉型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問題上，浙商銀行近年的平臺化服務實踐給出了一個轉型樣本。
“當前，金融體系正在深刻重塑和調整，金融創新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金融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浙商銀行行長徐仁艷稱，近年來，該行持續深化金融科技創新應用和商業模式創新，在積極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實現自身的轉型發展。
據介紹，面對互聯網和新經濟浪潮，浙商銀行以實體企業需要和客戶價值創造為導向，創新大數據、區塊鏈等金融科技應用，植入平臺化基因，重新定義銀行業務模式和經營管理。自2014年發布涌金票據池后，陸續推出池化融資、易企銀和應收款鏈三大平臺，構建“科技+金融+行業+企業”的綜合服務平臺。
徐仁艷稱，浙商銀行以實體企業需要和客戶價值創造為導向，創新金融科技應用，植入平臺化基因，重新定義銀行業務模式和經營管理，構建“科技+金融+行業+企業”綜合服務平臺，打造平臺化服務銀行，將銀行的各項業務和服務整合于統一的平臺之上，前中后臺聯動，為客戶提供簡捷高效安全的服務；創新設計企業自金融平臺，輸出金融科技和業務服務，幫助企業盤活沉淀資產和資源，實現集團內部資金余缺調劑，創新企業融資方式，在企業流動性服務、供應鏈金融、智能制造領域、小企業金融服務、跨境金融服務等方面實現了卓有成效的應用，支持實體企業降杠桿、降負債、降成本，得到企業的認同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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